发布日期:2025-08-05 00:35 点击次数:144
毛泽东是怎样成为领袖的?
一、1929年朱毛之争:落选与复出
秋收起义的胜利果实,于1927年10月,让毛泽东率领两千精锐之师,踏上了井冈山,从而开辟了革命道路的崭新篇章。次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一万余人马加入,红四军应运而生,革命形势呈现出一片光明。然而,朱毛两大领军人物的会师,并未带来预期的和谐。1929年初,中共中央派遣朱德的旧交、曾在苏联深造军事的刘安恭担任特派员,赴红四军执行任务。这一举措引发了朱毛之间关于红军领导方式的激烈争论,这一历史事件被后人称为“朱毛之争”。
前委仅负责讨论行动问题,不得干预军事事务。对此,毛泽东深感不满,多年后仍愤慨地指责:“那一伙人,以刘安恭为首,他们一到军中便夺取了军权,使得军队落入了他们手中。”然而,朱德却站在刘安恭一边,被刘安恭赞誉为“坚定拥护中央指示的人”。
A. 过度英雄主义;B. 固执己见,自信过度;C. 虚荣心强,难以接受批评;D. 在党内使用手段排除异己,常采取报复主义;E. 对同志持有偏见;F. 工作态度不佳;G. 小资产阶级思想浓厚。并总结道:“因上述错误,导致同志们不敢直言,形成个人主义信仰,加剧了小团体主义观念。”大会决定对毛泽东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为了维持平衡,《决议案》也罗列了朱德的七项不足,但程度明显轻于毛泽东,大会仅对朱德给予了书面警告处分。
“毛同志仍应担任前委书记”。正是在朱德和陈毅的多次恳请下,病榻上的毛泽东于11月底重返红四军,重新主持前委的工作。
二、1930年富田事变的挑战
自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实施了三次连续的围剿。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屡战屡胜,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这可称之为他一生中的“辉煌篇章”。然而,胜利的乐章亦是在逆境与挑战中奏响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坚定地认为富田事变系一场反革命暴动。然而,在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他对此事件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双方均有过错,并主张以党内矛盾的方式进行处理。此举对毛泽东的威信构成了严峻挑战。
恰逢其时,1931年1月7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瞿秋白被迫离开了政治局。自那时起,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入了王明的掌控之中。进入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同志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瑞金,肩负着传达四中全会精神的重任。代表团对上届中央派遣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时所作出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对毛泽东同志当时领导的反“AB团”斗争给予了基本肯定。
三、1932年宁都会议军权丧失
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比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为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斥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鉴于毛泽东依然秉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决定将毛召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从而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次年1月,临时中央政府从上海迁至中央苏区,甫一抵达,便展开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与斗争,一并撤换和关押了毛的支持者。毛泽东曾自信地认为自己军事才能卓越,却未曾料想,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与朱德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取得的战果竟超越了他。面对这一局面,毛泽东只得以养病为名,隐忍退居幕后。
尽管在军事领域毛泽东一度退居幕后,但他幸免于那一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岁月,实属不易。这其中的关键,离不开莫斯科的大力支持。莫斯科曾通过电报明确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上的处分,仅能采取“同志式的劝导”。自毛泽东上井冈山起,“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便日益受到莫斯科的关注。他的名字和事迹,在莫斯科的文件中被频繁提及。莫斯科不止一次地向中共中央强调,“中国亟需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1933年底,在筹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之际,博古曾意图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然而最终在莫斯科确定的名单中,毛泽东的名字不仅未被删除,反而被提升为政治局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份坚定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安然度过无所作为的时期,静待时机的到来。
四、1935年遵义会议夺回军权
1934年,蒋介石凭借着五十万精锐之师,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中央红军接连遭受挫败,不得不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经过湘江一役,红军的兵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外弥漫着不满和怨言。
“我现在有发言权了。”事实确实如此,在张闻天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他的“发言权”日益增强。
然而,重获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并未一蹴而就,遵义会议之后,他所指挥的首场战役——土城之战,却因轻敌而遭遇挫折,无奈之下只得率部西渡赤水。随后,他回师再战遵义,虽然成功攻克了桐梓、娄山关,但代价惨重,红三军团伤亡几乎达到三分之二。紧接着,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朱德等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坚持率领主力部队进攻距离四十公里外的鲁班场,寄望能够再创辉煌胜利。然而,那里却驻扎着国民党中央军的三个主力师,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地理优势,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中央红军尽管全力攻坚,最终仍以惨败告终,不得不再次西渡赤水河。
屡次尝试却无法实现既定目标,伤亡惨重,公众对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质疑和批评逐渐增多。彭德怀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鲁班场的战斗从原则上讲不应发动”。博古评论道:“显然,即便是那些经验不足的人也无法胜任指挥。” 四渡赤水战役结束后,平日里话不多的林彪突然发表激烈批评:“像他(毛泽东)这样的领导能力,难道还能胜任指挥吗?!”
批评的声浪如潮水般涌动,张闻天挺身而出,于1935年5月1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对要求撤换毛泽东的部分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并促使他们进行了自我反省。毛泽东终于度过了他自称为“疾风骤雨”的难关,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胜利会师。然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执意南进。毛泽东再次成功地说服了张闻天,即便面临分裂的巨大风险,依然率领中央红军独自北上,最终抵达陕北苏区,使得他在党内和军中的威望迅速攀升。
五、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确立领袖地位。
自中央苏区陷落,直至1936年7月,莫斯科方才与陕北的中共中央重建电讯联络,然而,他们对中共的动态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35年10月,陈云与潘汉年便已秘密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来龙去脉。尽管如此,在莫斯科眼中,或许由毛泽东而非张闻天领导中共,更符合他们的期望。回顾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名字竟首次超越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真理报》更是将毛泽东誉为“中国人民的传奇式领袖”。即便在得知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后,莫斯科也未转向支持张闻天。
长期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自然对上述情形了如指掌。然而,他昔日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习惯了充当莫斯科的代言人,内心深处并未真正认可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于是,在1937年11月29日与康生、陈云等人一同返回延安之后,王明凭借传达国际新统战策略的势头,迅速以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为据点,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展开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由于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常常超过延安,王明甚至声称延安的中央书记处缺乏合法性。
王明的一系列行为,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悦,他甚至直言不讳地称“中央此时已名存实亡”。1938年9月,王稼祥自莫斯科归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营造“亲密团结”的氛围。直至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才正式确立。即便如此,王明也郑重承诺,自己将像众星捧月般,紧密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
六、1943年3月,那场政治局会议见证了真正的领袖风范。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中共军队到1940年已达五十万人,并拥有广大的敌后根据地。对于莫斯科事事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的指令,毛泽东渐生怀疑。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且有相当一批主要领导人都曾留苏学习,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这既是信仰,也是习惯。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组织手段,颠覆毛尚不十分稳固的领袖地位,毕竟,此时张闻天依然是名义上的“负总责”。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溃不成军,短短数月便付出了280万人的巨大代价。面对斯大林要求中共东调兵力以牵制日军的急电,毛泽东毅然予以拒绝,趁敌方分身乏术之际,于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此举有效地打破了党内对莫斯科的过度依赖。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决议,宣布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位同志组成新的书记处,并一致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及书记处的主席。依据刘少奇的提议,书记处会议中讨论的议题,主席拥有最终的决策权。正如人意,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其即将解散。此消息传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们无不感到如释重负(王明语)。
下一篇:回忆父亲李先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