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在“文革”风暴中，身负上海市委书记及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双重重任，更荣获“九届”和“十届”中央委员的殊荣。文革的硝烟散去后，他不幸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遭受了长达十八年的牢狱之灾，直至1995年，他圆满完成了服刑。1998年，我的父亲，知名作家“夕阳人影”，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访谈。以下为与徐景贤的对话精粹，现整理呈现。

夕阳人影：众所周知，文化界人士均对会泳在游泳领域的精湛技艺及在江青主导的“革命样板戏”运动中的杰出贡献有所耳闻。因此，在“十大”时期，江青亲自将他擢升为“革命文艺战士”，并纳入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阵容。紧接着，江青再次提名，使得他荣膺文化部长之职。彼时，您在沪负责宣传文教工作，身为书记，与于会泳的关系自然十分亲近。

徐景贤：无疑，我与于会泳的友情深厚而紧密。他曾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系，身材不高，面容端正，眼眸细小且略显眯缝，嘴角常挂着宽慰的笑意。我时常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若将你塑造成漫画人物，特征定会格外突出。”他的嗓音略带沙哑，尽管他是作曲家，但他最不愿意在他人面前即兴演唱。至于王洪文和王秀珍，他们的情况自是迥异。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同时担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及副主任。每次与他相逢，我总爱开个玩笑：“老于，来一曲如何？”他总是满脸笑容地婉拒道：“哪里哪里，实在不行。”他说话时语速极快，偶尔还带着些许口吃，但每当拿起笔开始作曲，便总能流畅自如，毫无阻碍。

他诞生于山东乳山县的一个农家小院，自幼便对吹拉弹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类乐器在他手中都能演奏得游刃有余。1946年，他毅然加入了胶东文工团的大家庭，参演了多部小歌剧，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他对民间音乐和戏曲音乐充满热爱，尤其是对京剧的曲牌和唱腔，更是了如指掌。在文工团的岁月里，他已经开始尝试为新编历史京剧创作唱腔，展现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作潜力。

随着上海解放的曙光乍现，得益于文工团的推荐，他在1949年6月得以踏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圣殿，深造期间成绩斐然，赢得了贺緑汀院长的特别青睐。院长对他才华的认可无以复加，遂将其留在校内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教职。随后，他更被擢升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他的妻子同样对音乐抱有浓厚的兴趣，作为上海合唱团女声部的优秀歌唱家，她的才华同样熠熠生辉。

夕阳人影：这位艺术学院教师外表平凡，然而江青这位名噪一时的人物又是如何发掘出他的呢？

徐景贤：1965年，江青在上海积极推广京剧改革，将备受瞩目、享誉全国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带到当地舞台进行演出，这一举措旋即激发了上海各家报纸纷纷发表各式评论文章的热潮。

某日，江青在浏览《文汇报》之际，其视线被一篇题为《论<红灯记>——戏曲音乐在英雄形象塑造中的作用》的评论文章所吸引，作者署名为于会泳。她对该文评价甚高，赞不绝口。

在探讨京剧发展的论述中，他鲜明地指出，若京剧的目标是演绎革命现代戏，那么对现有音乐与唱腔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便势在必行。因为那些陈旧的唱腔已无法与新时期的戏剧内容相契合。他进而提出，每部京剧现代戏都应量身打造一套独具特色的唱腔，唯有经过精心编排的唱腔，才有可能广泛流传。

游泳的提议与江青一贯坚持的见解不谋而合。她在审阅完那篇文章后，立刻对张春桥说道：调查此人身份。

尽管张春桥长久以来盘踞于上海，掌舵文艺界的诸多事务，但他对游泳的了解却相当有限。江青偶然发现了一位隐藏的人才，张春桥自不敢对此有所懈怠。

得知于会泳出身革命老区，并且有过文工团的从业经验，江青便立即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内对他进行了接见。她现场对他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精准地捕捉到了文章的核心精神。与此同时，她向张春桥着重指出，在未来的革命现代戏创作工作中，必须特别重视发挥于会泳的专长和才华。

遵循江青的明确指示，张春桥特地指派于会泳出任上海京剧院《海港》与《智取威虎山》等重点项目剧组的音乐设计组组长。自此，于会泳便成为江青与张春桥所依赖的得力心腹谋士。

踏入《海港》剧组的创作团队，于会泳便敏锐地察觉到江青对程砚秋唱腔的独特偏爱。基于此，他在为女主角方海珍量身打造的唱腔中，巧妙地融合了程派唱腔的柔美与深邃。在剧中，方海珍慷慨激昂地吟唱“忠于人民，忠于党”，她的歌声如波涛汹涌，跌宕起伏，激荡着人心，令人热血沸腾。于会泳将录音呈至江青眼前，江青凝神聆听，对唱腔设计赞不绝口，连连点头。

随着时间的流逝，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分量日渐加重。不久，江青便认定《海港》的音乐已达标，但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仍存疑虑。于是，她决意将于会泳调入该剧组，并委以重任，要求他全面负责音乐的艺术加工。于会泳加入《智取威虎山》剧组后，在唱腔设计的实践中，逐渐悟出了江青的喜好，工作愈发勤奋，更加契合她的期望。

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自小便在母亲的熏陶下，对京剧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热爱。”他的母亲，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尽管文化水平有限，却对京戏情有独钟。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对京剧的各大流派和唱腔早已了如指掌。在音乐学院的深造，不仅让他能够信手拈来地吟唱，更能够将乐谱一一熟记于心。他将民族音乐的精髓与西洋音乐的元素巧妙融合，使得他的才华得以尽情展现。过去，京剧的伴奏主要依靠京胡、二胡和板鼓，而他则大胆地将整个交响乐队融入其中，营造出磅礴的气势。他将传统京剧的韵味与西洋作曲的技巧完美结合，开辟了京剧艺术的新境界。

于会泳在两部电影中的出色表演，逐渐赢得了江青的格外青睐。适逢1966年国庆佳节，江青破例批准《智取威虎山》进京演出，并特地安排于会泳乘坐飞机前往。抵达北京后，江青亲自指派秘书驾驶豪华轿车将他接到剧场，并与他并排而坐，一同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江青又安排于会泳上台，与全体演员们进行了亲切的交流。于会泳对此深感荣幸，心中充满了喜悦。

夕阳人影：然而，紧接着便遭遇了波折，传闻红卫兵计划对他展开批判。

徐景贤：“既然你将重返上海，务必与那些英勇的革命小将们并肩作战。”

1966年的岁末时分，会泳重返了上海。鉴于江青与张春桥已身居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显赫职位，他决意紧随其后。因此，他在学院内张贴了一则题为《十四点质问》的醒目大字报，公开发表声明，声明自己已加入造反者的行列，并表示将和红卫兵们并肩作战，共同投身于这场斗争。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与姚文元重返上海，亲自指挥造反派发起了旨在夺取权力的运动。抵达上海后，他们与多位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其中包括了于会泳。一月份的夺权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后，张春桥在上海的公开场合多次明确表示，他坚决支持两位同志：于会泳与艾玲。（《文汇报》记者）。

因此，于会泳重返上海，重新握住了样板戏剧组领导权的重任，同时身兼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并担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的主任。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监管和推进几部样板剧组的创作工作之上。

夕阳人影：样板戏，听江青的。

徐景贤：1965年，江青在上海投身于影视创作的热潮中，选定徐汇区的太原路招待所作为其临时的栖息之地。这座招待所的建筑风格古朴而典雅，弥漫着浓厚的法国风情，其前身曾是法国公爵狄尔达的私人宅邸。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曾在此短暂停留，因此，老上海人亲切地将其昵称为“马歇尔公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曾一度成为林彪的居所，林彪还将妻子叶群安排至上海市教育局担任职务。随着林彪权势的逐渐膨胀，这栋建筑最终落入了江青的掌控之中。

这座住宅宛若一座缩小的巴黎凡尔赛宫，其前方铺展着一片生机勃勃的广袤草坪。踏入雄伟的大铁门，一条柏油铺就的小径在树影婆娑中曲折延伸，沿着阶梯攀登而上，便是一条连绵不绝的走廊，车辆得以在此前的台阶旁有序停放。

为确保江青的安全无虞，同时阻断外界人士的窥视，警卫部门特意对花园周边的居民进行了搬迁，并对太原路上正对正屋的那排民居的窗户进行了封闭处理，以便安排警卫处的家属入住。如此一来，江青便得以在院子里随意漫步，沐浴阳光，不再担心受到干扰。

“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安眠。”随后，她便开始积极呼吁大家共同协助，以捕捉那些恼人的蚊虫。鉴于她坚决反对在室内使用杀虫剂或点燃蚊香，大家无奈之下，只得趁她外出时，暗中派遣人手潜入她的住所，为她驱散那些令人心烦的蚊虫。

江青在此地接待编剧与导演的情景实属罕见。她在此地深思熟虑剧本修订的策略，一边用餐，一边深入研究，随后取出录音机，对着话筒详细阐述她对剧本修订的独到见解。紧接着，她将录音带递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接过录音带，先自行聆听，随后召集会泳等几位核心创作人员一同收听，共同商讨如何实施这些修订意见。剧组全体成员未能直接聆听江青的录音，而是通过这些主创人员传达她的修改指令。

张春桥在获得江青同志的录音反馈后，毅然决然地宣布：“纵然我们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然而，最终的决策权仍由江青同志独揽。在革命样板戏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必须恪守‘一言堂’的原则，一切决策权均由江青同志决断。”我们随后总结道：“纵使推崇‘百家争鸣’，但决策的重任终究落在江青同志一人的肩上。”

江青的见解中蕴藏着众多独到的见解，这主要得益于她对戏剧与艺术的深刻洞察。无可否认，她在戏剧艺术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既精通京剧，又涉猎影坛，因此能够提出一系列切实且中肯的观点。然而，她在某些问题上仍显思考不够周全，面对政策的频繁变动与灵感的不断涌现，有时也不自觉地会提出一些不够周全的建议。

在深入讨论她的建议时，剧组的创作者与演员们不时出现意见不合。然而，正是在那个敏感时期，对于江青的任何指令，哪怕是微小的疑虑或是隐晦的不满，都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场政治上的争议。

自从被调入剧组并肩负起领导的重任，会泳便开始广泛搜集有关江青的负面信息，并亲自向张春桥进行了详细的汇报。面对这一状况，张春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回应道：“请以书面形式提交你的报告。”

深刻领悟了张春桥的指示精神后，会泳便以样板戏领导小组的身份，接连提交了数份书面报告。在报告中，他详尽地陈述了：“上海京剧院的技术指导李仲林、演员王正屏、支部书记李俐等人，涉嫌散布诽谤性言论，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不实攻击。为此，我特此恳请领导批准，对他们进行逮捕并展开审查。”

“群众可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处理，具体由会泳同志负责指挥。”此批文匠心独运，巧妙地将责任转移至民众 shoulders。

李仲林，一位技艺精湛的导演，在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制作中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他早年以武生身份活跃于舞台，曾成功地塑造了杨子荣这一经典角色。王正屏，京剧界正字辈的杰出代表，擅长扮演花脸，因在新编京剧《黑旋风李逵》中出色地演绎了李逵的形象，而荣膺奖项。在《智取威虎山》中，他所扮演的李勇奇角色同样倾注了他的心血。支部书记李俐自幼便投身于部队文工团，转业后服务于上海京剧团，全心全意致力于党的教育事业。这些人对于京剧艺术怀揣着深沉的热爱，在《智取威虎山》的制作过程中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因对江青和于会泳的不满，遭到了无端的指责，被冠以攻击中央领导的罪名，未经审判便遭受了数年的牢狱之苦。

夕阳人影：显而易见，张春桥与您皆全力以赴，倾力支持着会泳事业。

徐景贤：除此之外，张春桥与我不谋而合，均对会泳倾注全力支持。1968年，会泳率《智取威虎山》剧组赴京公演，张春桥对其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誉，并提议将他推荐为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候选人。常委候选人的名单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方可上报中央审批。

1969年春初，名单审核工作顺利落下帷幕。正当即将向中央汇报成果之际，张春桥同志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的203号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领导层的碰头会议，会议的核心议程是听取“组织组”的工作进展报告。在文革时期，市委组织部经历了更名，正式更名为“市委政治部”。的政治审查情况。

那日，我较张春桥先生提前踏入了会议室。一位负责“组织组”的同志将我引至会议室的一角，轻声言道：“在检视于会泳同志的档案过程中，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张他早年投身山东革命行列时所留的纸条，内容似乎颇有疑点。”听闻此言，我心中顿时一惊，随即迫不及待地询问详情。

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于会泳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胶东文工团，随军抵达山东烟台，为战士们送去欢笑。那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对胶东解放区展开了疯狂的攻势，人民解放军被迫进行战略撤退。于会泳所在的文工团也跟随主力部队撤退。在撤离之前，每位团员都领到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烟台留下的救济物资，包括军毯、布料、罐头、食品以及奶粉等。鉴于战略转移的种种限制，携带如此之多的物资实属不易，文工团领导遂决定将这些物资打包后藏于地下。在整理打包的过程中，于会泳留下了一张纸条，并附上了一张照片。

蒋军兄长，若在探寻这些遗物之际，我恐怕已踏入了长眠之地。家中仅剩年迈的母亲与我相依为命。若你们尚怀有一丝仁慈，恳请将这些物品代为送往我的故乡。哪怕我在黄泉之下得以安息，心中亦会因您的这份善举而满怀感激。纵然您取走我的物品无损于大局，但还请一并归还我的照片，让母亲得以寄托哀思。照片背面已注明了我家的地址。

他刚刚写完那纸条，却不慎被文工团的指导员撞见。纸条并未被妥善地收进包中，而是随意地塞入了于会泳的档案袋里。因此在审查于会泳的资料时，那张纸条意外地暴露了出来。

稍后我们再行深入交流，春桥同志将列席本次会议。在向他详细汇报有关情况之后，我将作出进一步的决策。

会议进行间，“组织组”的负责人正依次宣读常委的名单，若无异议，便迅速翻页。但当会泳的名字被提及，我忍不住好奇地发问：“能否请您简要概述一下相关的情况？”话音未落，张春桥便随和地接过话茬：“关于此事，我早已有所了解。记得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曾将矛头指向会泳，这不过是个导火索。而这封信，终究并未付诸实践。”他的这番话让我顿时茅塞顿开。原来，在提名会泳为常委之际，张春桥早已洞察会泳过往所存在的问题。

在会议讨论中，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依我之见，问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关键是要审视于会泳目前的实际表现。”张春桥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他的话语刚落，其他市的“革委会”领导成员纷纷保持了沉默。“组织组”随后便决定将于会泳的名字列入名单。我接着补充道：在向上一级机关提交审查资料的过程中，务必避免透露那张纸条上的内容。得益于张春桥和我的大力支持，会泳同志成功当选为上海市“革委会”的常委。在此基础上，张春桥与我共同提议，将他推举为“九大”的代表。

我誓将不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的厚望，立志投身文艺革命，矢志不渝。他深知，若无我们的大力举荐，他难以获得市“革委会”常委及“九大”代表的殊荣。自那时起，我与于会泳的交往愈发紧密。

夕阳人影：在张春桥先生的鼎力支持下，于会泳有幸被委以市“革委会”常委和“九大”代表的重任，这使得他的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同时也为他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力。

徐景贤：“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将竭尽全力提供帮助。”为此，我特地从“牛棚”的困境中解救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谢晋，并与北京的谢铁骊携手合作，共同执掌《海港》的导演之职，最终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

在《龙江颂》这部作品中，资深演员张某曾以对大家闺秀旦角的精湛演绎而声名远扬。然而，在这部作品中，她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角色挑战——需扮演一位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这一转变乍看之下似乎颇显突兀。但导演于会泳果断作出决定，力排众议，将年轻演员李炳淑推上了主演之位。正是这一勇敢的决策，使得该剧在舞台与银幕上均稳占一席之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交口称赞。

毛主席及周总理对该剧目均予以了高度赞誉，其中对李炳淑的表演艺术，更是赞不绝口。周总理特地前往北京观赏了该剧的表演，演出落幕之际，他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

今日，我款待嫦娥共食炸酱面。

李炳淑带着荣耀归来，喜悦之情在她的脸上显露无遗，她激动地与我们分享了一段毛主席亲自接见她的难忘经历。这一喜讯传来，我和于会泳亦感由衷的喜悦，内心不禁涌动着同样的欢愉。

数年之后，江青感到连续呈现八出样板戏略显单调，遂决意引入新鲜剧目。她随即下达命令，指示于会泳着手筹备新的演出项目。首要任务即是，责令北京京剧团——该团曾出色演绎《沙家浜》——对《杜鹃山》进行改编，并面向公众公开演出。

昔日，北京京剧团的编剧阵容略显单薄。在与会泳商议之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将原上海歌剧院的王树元调入北京，肩负起对京剧剧本进行全新改编的重任。剧本改编完成后，挑选柯湘这一角色的演员成为了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江青特地指派上海京剧团的杨春霞担纲此角。会泳通过电话将这一决定告知于我，我随即同意杨春霞及其丈夫“借调”至北京，实则是对她进行的长期调动，旨在让她主演《杜鹃山》。自此，这部戏声名鹊起，广受赞誉。

投身于样板戏的创作旅程，于会泳始终如一地恪守江青的教诲，因此赢得了她深厚的信赖。他深知于会泳身患疾病，工作强度大，江青多次慷慨地将自用的滋补药物和进口药品赠予他，助他调养身体。于会泳对江青的这份深情厚谊感激不尽，尽管这些药品价值不菲，他从未独占。他特意将一包葡萄糖从北京寄往“南京路上好八连”，以此象征江青对革命样板戏文艺战士的深切关怀。此举让“好八连”倍感荣耀，遂将此物陈列于展览会中，供众人瞻仰。

夕阳人影：据传，在中文文艺领域，会泳、刘庆棠以及浩亮三人并称为“三柱石”，而且他们均曾受到江青的青睐。这则传言是否真实，有待进一步核实。

徐景贤：国务院特设“文化组”，由吴德担纲组长之任。此组副组长一职，则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贤权担任，其曾历任青海省军区司令。江青提议，鉴于会泳已被任命为“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与浩亮亦一并加入“文化组”，三人共同掌握艺术创作的核心权力。

刘庆棠曾主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剧中生动地塑造了党代表洪常青的光辉形象。钱浩梁，原名浩亮，因名字发音略显生硬，经毛主席提议，遂更名为浩亮。浩亮先生在京剧《红灯记》中，精湛地演绎了李玉和这一关键角色。

他们三人形影相随，始终紧随江青左右，对她以“首长”这一尊称敬称。他们频繁出入江青的居所，要么是江青亲自传唤，要么是他们自发前往汇报事务。江青的号令经由他们之手传递至文艺界，即便是当时“文化组”的组长吴德，亦需向他们请教江青的旨意。

江青不仅与他们就戏剧事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且频繁地邀请他们至钓鱼台相聚，共度欢乐时光，参与牌局，于牌桌之上，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便江青远赴异地，她亦总会邀请他们相伴同行。犹记得，有一次江青赴广州，赵紫阳便随她一同前往。前广东省委书记满怀期待地等候她的到来。然而，江青平日里鲜少有人陪伴，这让她深感孤独。鉴于此，她决定将泳、刘庆棠和浩亮三位人士邀请至广州。在那段时光里，江青不仅与他们深入研讨创作，也渴望他们的陪伴，一同娱乐，玩牌、畅游于碧波之中。

某日，江青特设宴席，招待了乔冠华与章含之伉俪，并邀请了文物界领袖王冶秋共襄盛举。晚宴之上，众人欢聚一堂，共享蟹宴，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亦悉数出席。江青在席间轻松地调侃道：“近日传言纷飞，言我身边有‘面首’，大家不妨看看，若真有其人，必定非他们三人莫属。”言辞间，江青似乎并无深意，不过是随意一番玩笑。

不日之后，于会泳便将这番言辞转述于我耳。我遂专程查阅了《资治通鉴》中相关篇章，方始领悟“面首”一词之确切含义。江青竟敢在乔冠华等众目睽睽之下提及那些流言蜚语，此事亦充分揭示了其与乔冠华等三位人士之间关系的密切。

他们三人紧密相连，仿佛同根而生，我戏谑地称他们为“三剑客”。而王洪文与王秀珍则美誉他们为“三驾马车”。他们自称“三位一体”。得益于江青当时的显赫地位，他们得以享受众多特权。

在那个夏日的炎炎烈日下，江青破例准许他们三人以贴近民众生活的名义，前往山东消暑。他们从济南步行至青岛，沿途，国务院“文化组”亦向各地传递了关照，明确指出他们是江青的特派人员，目的是深入民众生活。他们所到之处，均受到了极高的礼遇，下榻于最豪华的招待所，并有幸参观了北海舰队的神秘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乳山县的山东子弟也趁此机会返乡与家人团聚。最终，他们在青岛海滨的疗养院度过了数日，尽情沐浴在海浪之中，享受着阳光的洗礼。

于会泳再次向江青倾诉了自己的愿望，那是他迫切想亲眼一睹红色娘子军革命根据地的风采，而在此之前，他从未踏上过海南岛的这片土地。江青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于会泳再次承担起领队的重任，与刘庆棠、浩亮一同踏上征程，他们游览了五指山、三亚等地，尽情地欣赏了天涯海角的壮丽景色。尽管他们是以江青的名义行事，但并未深思熟虑此举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有人向中央写信举报，指责他们凭借江青的名号在外欺压他人，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无节制地索求。江青在收到这封信后，妥善地将它保存起来，并对他们给予了保护。

夕阳人影：自此以来，会泳同志荣膺文化部部长之位，其背后是否蕴藏着鲜为人知的隐秘故事，这一谜题亟需揭晓。

徐景贤：1975年的伊始，我有幸抵达北京，亲历了十届二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召开。会议的重头戏，集中在对四届人大会议议程的安排以及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细致研讨。与此同时，会议亦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新一届政府人选的拟定名单。

尽管全会尚未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某日，张春桥面带春风般温暖的微笑，莅临京西宾馆，探访了上海代表团下榻的客房，与马天水展开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肩负着上海市委书记及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双重职责）我与王秀珍讨论了下届政府人选。

他透露，政治局已对国务院部长人选进行了细致甄选，并计划在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人大会议上正式对外公布。在文化部部长职位的人选讨论中，周总理明确表示，已有候选人被提名为备选，但最终的任命决定权仍将保留在现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手中，他将继续留任。(茅盾)“考虑到这一状况，我计划不安排徐景贤，而是派朱永嘉接手，不知这样的决定是否妥当？”

昔日，朱永嘉身居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高位，同时掌管市委“写作组”的重要职责，更受姚文元的信赖，成为《红旗》杂志在上海地区的核心组稿骨干。在张春桥与姚文元的领导下，他被誉为一支出色的笔杆子，两人都不愿将他调离上海至北京。直至江青提出，鉴于会泳担任文化部长一职的建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纷纷表示同意，这一举措最终得以顺利实施。

自就任文化部长以来，我会泳郑重宣示，决心全面冲破文艺黑线所束缚的旧文化部框架。他选择不踏入旧文化部的办公大楼，转而觅得位于北京的旧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产，将其打造为全新的办公空间。选址确定之后，他诚挚地邀请我莅临观摩，并共赴晚宴。

踏入那日，眼前豁然开朗的是一条宽敞的胡同。胡同的尽头，一扇涂饰着鲜红油漆的大门后，隐藏着一个宽敞的大四合院。步入院中，一条由石板铺就的小径蜿蜒向前。院内的房屋经过精心的修缮，外观上流露出中式琉璃瓦的古典韵味，而内部则洋溢着精致的西式装饰风格。现代化的卫生设施一应俱全，暖气设备更增添了几分家的温馨。穿过院后的月洞门，眼前便展开了一个开阔的花园。园内布满了石桌、石亭、绿树环绕，以及人工堆砌的假山，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景致。

在我一同游览园林之后，于会泳引领我至一家装饰考究的餐厅。桌上早已摆满了各式美酒佳肴，而他更是特地邀请了京剧界的名角杨春霞与齐淑芳共襄盛举。于会泳脸上洋溢着自豪之情，向我自豪地展示道：往昔岁月，这所大使馆内匿居着一位技艺超群的特级厨师，他精通烹饪经典的北京烤鸭。在我接管这所大使馆之际，那位厨师也荣幸地加入了我的团队。”回想起这段往事，他的情绪激昂，话语中不自觉地泛起几许颤动之声。

边品鉴烤鸭，我不禁好奇提问：“作为国务院部长，您在今后的工作汇报中，是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还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沟通途径进行？”（春桥）“您好，我是副总理。”于会泳语气坚定地回应，“烦请将江青同志的指示转达给我，我将全权负责其传达事宜。”

紧接着，文化部长竟然未向总理寻求支援，亦未向副总理征询意见。直至江青表示不愿介入，她方才对于会泳下达指示：“你应前往与副总理春桥同志商讨，因他才是负责你部门事务之人。”于是，于会泳即刻前往张春桥处，却旋即折返至江青身边。张春桥对这场纷争早已洞若观火，便乐得置身事外。

刚履新部长职务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便倾力打造了影片《创业》。该片生动再现了大庆工人在艰苦环境中的拼搏与奋斗，彰显了石油战线上领导者的英姿。影片制作完成后，随即被送往北京接受审查。文化部部长及副部长等领导亲临文化部的小型放映室，对该片进行了细致审阅。现场，还有《创业》的制作团队全体成员，其中包括编剧张天民等。

随着光影逐渐沉寂，于会泳的内心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拍打着大腿，由衷地赞叹道：“这真是一部世间难得的杰作！”观影的余韵未消，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我分享，立刻抓起电话，兴奋地向我通报：“好消息，好消息，我刚刚目睹了一部水准极高的影片！”

数日之后，江青审阅完该影片，勃然大怒，怒斥影片是对刘少奇的歌颂，竟然将原石油部的领导全数视为刘少奇的亲信，进行严厉的批评。姚文元亦步其后尘，指出了影片中的众多重大问题。于会泳当场震惊变色，只得将“首长”提出的十项意见逐一记录在案，并下令长春电影制片厂进行相应的修改，否则严禁该片公映。

影片编剧张天心心绪烦闷，遂向毛主席写下了一封信。毛主席在审阅该影片后，批示道：“该片并无明显缺陷，建议予以上映。不宜过分严苛，尤其是所提指控多达十条，实属过分，不利于调整我党的文艺政策。”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江青迅速收回了自己的言论，最终，会泳挺身而出，接过了否定《创业》的重任。

1975年，随着“批邓”运动的推进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会泳同志两次转达了江青同志的专项指令。她明确指出，我们要全力以赴投身于创作揭露“走资派”的文学作品，并特别强调要精心挑选具有代表性的“走资派”形象，以便更生动地展现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

上海正全力加速《春苗》电影的上映步伐。该片的筹备工作已历时良久，起初并未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纳入其创作框架。但在审阅过程中，我深感引入这一元素之必要。编剧团队经过不懈努力，多次修改，效果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因此，我下令市委“写作组”下的电影小组开展专项修订工作，他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即便面对修改后的稿件，我依旧觉得尚有不足。即便当时我正忍受着偏头痛的痛苦，我还是坚持带着病痛对影片进行了修改，显著增强了影片中关于“走资派”斗争的比重。

我选定谢晋担纲执导之责。伴随着《春苗》影片在全国范围内的上映，抵制“右倾翻案风”的舆论浪潮日益高涨。随即，于会泳发出指令，要求文化部所属的写作团队以“初澜”为署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支持《春苗》的评论文章，并对邓小平进行批判。

《春苗》上映不久，于会泳便从毛远新处获悉一条至关重要的消息：邓小平在观影途中，尚未观赏完毕，便情绪高涨地大声疾呼“极左！极左！”随即愤然离场。此时，中央已召开打招呼会议，毛主席亦开始对邓小平进行批判。我们对这一材料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初澜”的文章中首次公开披露此事，将其作为抨击邓小平的关键证据，与“走资派还在走”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一轮猛烈的攻势。

夕阳人影：古训有云：“过犹不及”。人们若陷入狂热的极端，往往难以迎来善果，即便是对游泳技艺精湛者，亦无例外。

徐景贤：1976年的金秋十月，会泳同志来电传来喜讯，他即将担纲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之职，并即将率领代表团踏上前往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之旅。

直至10月6日的夜晚，四人帮已被捕，然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翌日，即10月7日，马天水紧急被中央政府召回北京。

临别之际，马天水特地与我及王秀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意图透彻分析当前的形势，然而我们终究未能精准把握其间的微妙变化。那一夜，当钟表上的时针指向子夜十二点，我急忙拨通了于会泳的电话，迫切地探询北京的最新动态。他透露，当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曾告诉他，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出访计划已被取消，这一决定是由华总理亲自做出的。于会泳对于这一消息表现出了极大的震惊。

我提及，中央方面突然紧急召回马天水，并随即召开了一场会议。然而，会议的具体议题并未对外披露，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不得而知是否涉及了重要事务。通过电话沟通，我们一致同意必须保持密切的交流。我接着说：“于部长，若您掌握了任何信息，恳请您务必及时通知我。”

10月8日的夜晚，尽管我们进行了多次搜寻，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身影依旧未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在那短短的两日里，会泳与刘庆棠接连向上海拨通了电话，我也吩咐秘书代为转达了相关信息。他们表示，首长，敬意期待。（指江青）心头涌动着一股沉闷的失落，我的紧张感也随之陡增。我向他们告知，我们与上海的王、张、姚等人的联络已中断。在最后一次与他们通话时，他们的言语间流露出某种隐约的信息：“我们不幸中了招，染上了病。”

1977年，恰逢我经历离职后的深沉自省与自我检视之际，某日偶然在《人民日报》上浏览到一篇针对游泳的犀利批评文章。文中言辞犀利，将游泳活动定性为“罪孽深重，死有余辜”。阅读至此，我不禁推测，作者或许早已不在人世。

直至我的刑期落幕，方始得知：在1977年8月1日，会泳在经历批斗之际，不幸于文化部设立的隔离审查点，不慎饮用了厕所中的消毒液，最终以身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