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初，胡宗南得知周恩来等人的到来在即，遂下令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精心筹备一场酒会，以盛情款待周恩来与邓颖超。他挑选了约三十名西安黄埔六期及以上的将级军官，并要求他们携夫人一同出席，以增添酒会的喜庆氛围。

7月10日的午后，一场盛大的招待酒会如期举行。胡宗南特地命人安排，让我乘坐他的专用座驾，前往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以便迎接周恩来同志。

周总理询问我的姓氏，我报上名字后，他紧握我的手，引领我至门口。行走间，他突然停下脚步，示意我稍作等待，随即转身返回内院。片刻后，他再次出现，我低声以英语提醒他：“请注意，谨防被灌醉。”

王超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在致辞即将结束时，他深情地说：“在此，让我们在座的黄埔校友向周先生敬上三杯美酒，以示对周先生莅临西安的诚挚欢迎。周先生，请您与我们一同举杯，祝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康健，干杯，第一杯！”

周恩来举杯起立。

随后，一群十数位将领依次排列，举杯向着周恩来缓缓前行。

领队人言道：“胡宗南同志有明确指示，今日仅为缅怀旧日情谊。回想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共度时光，周先生时任政治部主任，与我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作为周先生的门生，我们每人理应向恩师敬上杯酒。”

周恩来言：胡副长官表示今日不涉政治话题。将军提及我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政治部主任职责必然涉及政治。那么，胡副长官，这杯酒是否应当举杯共饮？

胡宗南曾言：“彼等皆为军中豪杰，缺乏政治智慧。此番以酒相罚，不过是惩戒之举。”

他们遵从命令举杯。周恩来与他们逐一握手，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和职务。

酒会落幕之际，胡宗南对周恩来表示：“我已指派熊秘书代我前来迎接周先生，亦将委托他代表我亲自送周先生离去。”

在旅途中，周恩来言道：“方才，我曾向胡副长官提及，将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至七贤庄，届时请熊秘书稍作等待，并代为转交给胡副长官。”

凝视着司机渐行渐远的背影，他轻轻握住我的右手，仅用左手。我心中明了，他似乎有话想要对我诉说。

周恩来引我至七贤庄内院东侧的一室，轻轻掩上房门，再度紧握我的手，感慨道：“这几年来，你实在不易。”

我禁不住流泪。

他说：要忍住。

我懂这双关。

周恩来瞥了一眼手表，随后提出疑问：蒋介石、胡宗南是否会向边区发动攻击？

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介石让胡宗南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宗南想扩军，国统区缩小，法币贬值，兵源、粮源、财源都缺，扩军办不到。他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

宁夏的马鸿逵与青海的马步芳均为地方势力，倚仗回民势力自抬身价，蒋介石只得赋予他们军权和行政权。然而，蒋介石又担忧他们势力膨胀，可能反叛蒋介石、投降日本、联合共产党，因此不得不依靠胡宗南的“震慑”来维持平衡。山西大片土地沦陷，潼关至宜川段的黄河防线至关重要，蒋介石命胡宗南率领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坚守此线。一旦日军渡河，深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的国统区将难以保全，即便蒋介石有意求和，也因缺乏筹码而无法实现。去年，蒋介石派遣次子蒋纬国至胡宗南的第一师担任排长，现已成为连长，并一直驻守在潼关附近，这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对胡宗南的信任以及对这段河防的深切关注。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意图借助中国的力量来遏制日军的侵略。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军队频繁失利，让美国方面深感失望。蒋介石担忧美国会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去年，罗斯福总统派遣特使威尔基来华进行实地考察，蒋介石特意安排他参观了潼关的守军及防御工事，并检阅了胡宗南指挥的精锐部队——第一军的一个师。此举意在向外界展示蒋介石具备强大的抗日力量和坚定的决心。

蒋介石以抗日为口号，旨在提升个人地位并争取外国援助，同时胡宗南坚守河防，以“东御日寇”。蒋介石与胡宗南早已觊觎侵占边区，然而，鉴于既要抵御来自东方的侵略，又要内部稳定，他们无力北进，同时亦担忧我方可能实施“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的策略。因此，他们的北进策略重在“遏制”，企图在西北将我方限制在蒋介石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

此次，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意图由“制”转为“剿”，却不敢公然行事，遂命胡宗南采取偷袭策略，计划虽已拟定，但大部队尚未集结完毕。朱总司令迅速发出电报，揭露其“日寇渔利”、“妨碍盟邦”的俩，直击要害，蒋介石与胡宗南无奈只得撤退并予以否认。此次行动未能得逞，未来恐怕将更加棘手。并非不愿，实乃力不从心，形势所迫，方针仍将回归“制”。蒋介石与胡宗南声称囊形地带越界，构成威胁，并扬言将继续侵扰，却认为此举不会引发风险。

△图示：熊向晖，资料来源于《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

周：胡宗南反共态度如何？

我曾言：曾幻想胡宗南或许能成为“夏伯阳”，但这终究是妄想了。胡宗南深受蒋介石赏识，对其有深厚的知遇之恩，因此出于自身利益，他始终忠诚于蒋介石，并对其命令绝对服从。蒋介石发动抗日，他全力支持；蒋介石转向反共，他也紧随其后。对于边区，他构建了一条长达1300里的封锁线，从宜川沿黄龙山北麓至洛川，再延伸至甘肃环县，严密监控。他与戴笠关系紧密，能够指挥军统，甚至自行建立特务机构，对我党进行侦查和破坏活动。

他在西安设劳动营，关押共产党员、“嫌疑犯”及异己分子，还利用叛徒、托派办反共刊物。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河反攻，蒋介石未准。黄埔杜聿明等率远征军出国作战，他很羡慕。他要我起草“精神讲话”，着重要求做“革命军人”，鼓舞抗日斗志，强调民族气节，反对贪污腐化，反共调子不突出。

去岁，中央政府经由王世英之邀，致函他赴延安一行，他心有所愿，希冀能调处若干纷扰关系，然蒋介石却未允准。此次，蒋介石下令他迅速进攻边区，即便计划败露，他亦打算强行推进；然而，在深思熟虑利弊之后，他主动请求蒋介石下令罢停战事。他的立场摇摆不定，一方面渴望抗击日军，另一方面又企图抵制共产主义。鉴于当前的局势与肩负的使命，他在军事部署上仍旧将抵御日军置于首位，将遏制共产党势力置于次之。

周：安全上有没有问题？

我言道：“胡宗南的特务头目曾向我出示一封匿名信，信中诬称我为‘匪谍’，我顿时拍案而起，追问其究竟意图，并指责其对我采取特务手段，我决定向胡宗南提出辞职。他试图劝阻，声称这是出于好意，旨在让我知晓有人对我进行诬陷，提醒我需提高警惕。面对此类情形，我总是采取攻势以守为攻。胡宗南多疑，赢得他的信任实属不易。我谨记你和董老曾给予的指示，格外谨慎，无论大小事务都格外留心。”

胡宗南行事总喜欢出其不意，轻车简从，常常微服私访（他坚信，隐秘行踪、轻装简行最为安全；若是事先张扬、前呼后拥，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反遭敌人暗中算计）。有一次，他前往西峡口拜访汤恩伯，仅携带两名随从，途中在村塾夜宿时，偶然发现我独自一人在整夜警戒，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多年的观察与考验，他对我的信任日益加深。至今我安然无恙。若真遇险境，我亦能保持冷静自持。

周恩来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手表上，语气沉稳地说：“记得前年蒋南翔回到延安时，我曾嘱咐他详细地向陈云同志汇报你的情况，我亦将此事向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说明。你身处险境，肩负重任，具体的工作方法不需我多言，我只提醒你以下几点：对党要无比忠诚，对敌需智谋应对；有所作为，有所不为；注重把握大局，不拘泥于细节，关注战略动向，首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

周恩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轻轻摇曳，语气坚定地说：“我不再送你，待胜利之时，我们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