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突发的兵变中，她的丈夫不幸沦为阶下囚，南京政府高层内对张杨的声讨之声接连不断。然而，她却能保持冷静的理智，毅然决然地亲自前往西安，寻求和平化解纷争的途径。纵观她在事变前后的应对，其举止堪称得体。

1936年，西安事变骤然爆发，宋美龄匆匆乘坐飞机飞抵西安。抵达之际，她的面容上笼罩着忧虑之色，神情显得异常沉重。

1936年12月12日，我正居于上海。突然，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居所，他面露忧色，急切地说：“西安爆发了兵变，委员长目前下落未明。”

彼时，上海与西安之间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路和空中交通均遭遇了全面中断。数小时过去了，确切的消息依旧遥不可及。与此同时，各种传闻已如风暴般席卷全球，甚至有英文报纸据此炮制出引人注目的头条大字标题。

撤销了因叛变而被剥夺首脑身份的张学良所担任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以及其西北剿匪副司令的职务，并已委托军事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严肃处理。

今晨，南京接到西安传来的“全国通电”，此通电由张学良、杨虎城等西北地区众多重要将领联名发出，更有随委员长一同前往西安的数位南京高级官员共同署名。在通电中，他们坦诚曾“泪流满面，屡受指责”，因此不得不对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的直言进谏”。同时，他们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期望南京政府能够“顺应民意，虚心采纳”，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打开一线生机。

首先，对南京政府进行必要的改组；其次，停止内战及对共产党的围剿行动；再者，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的七位救国联合会成员；此外，解除全国范围内所有政治犯的监禁；同时，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利；积极鼓励并支持民众的抗日爱国运动；遵循孙总理的遗志；并迅速召开全国性的救国会议。

张、杨的电文明确声明：他们郑重承诺，将全力保障我丈夫的人身安全。

若妥善应对，此次兵变理应得以圆满落幕。鉴于此，我于次日清晨8时便向张学良发出了紧急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挚友端纳即将启程，飞往西安。端纳亦向张学良发去了电报，焦急地等待着回复，以便了解西安方面是否愿意接纳端纳。

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可能确实抱有不满，并自认为拥有充分的依据。面对国内部分民众对中央的不信任，中央应保持包容心态，深入调查不满的根源，并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改正。作为同根生，若非万不得已，为何要选择动用武力来平息这场兵变呢？

他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对国家的前途造成重创。然而，我也必须指出，尽管他的行为看似鲁莽，但我坚信，他发动兵变的初衷并非旨在摧毁国家的根基或背叛领袖。因此，他亟需立即停止行动，把握住转机，以免日后追悔莫及。

1936年12月的第三天拂晓，正当西安事变的风波尚未平息，张学良仔细品读了端纳顾问转呈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亲笔所写的信函。

端纳乘坐的航班于13日午后升空。幸运的是，当夜幕低垂之时，端纳从洛阳拨通了长途电话，告知我他已于黄昏顺利抵达该地。端纳透露，13日白天，中央军曾派出30余架战机，在西安上空进行了炫耀性的飞行。此举意图明显，旨在向西北的叛军宣告，洛阳的飞机场仍牢牢控制在中央军的手中。电话中，端纳进一步透露，不论张学良是否有所回应，他都已计划在次日清晨直飞西安。更令人庆幸的是，当晚，我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发给端纳的电报，电文中充满了欢迎他进入陕西的真挚情感。

彼时，南京当局已作出决策：在委员长复返京城之先，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全权掌管全国军队的指挥与调度，空军亦归其统辖。但委员长不幸遇难的噩耗，竟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尽管四周笼罩着阴霾，危机四伏，我依旧坚信，此次变故有望得到妥善处理。于是，那日，我的使命即是让国民党中央的高级官员们坚信：首先，只要我们保持耐心，和平的希望就不会熄灭；其次，在启动对西安的军事讨伐之前，我们必须倾尽全力营救委员长，助其脱离险境。因为一旦战火在西安燃起，即便委员长侥幸逃脱南京陆军与空军的轰炸，亦难以避免遭受心怀怨恨的叛军加害。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中常会上，我陷入了一群以“立即攻打西安”为口号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中央常委会的深入讨论中，有声音提出：“为维护国民政府的崇高威望，我们亟需迅速出兵，彻底剿灭盘踞西安的叛乱势力。”

我迅速回应道：“在当下的中国，唯有委员长才能确保政府实现统一。若我们置委员长于不顾，不进行援助，那还有谁能迅速接手，肩负起全国领导的大任呢？”

恰如我方才所提，现场气氛瞬间激昂，各方意见纷至沓来。有人推测，委员长或许已遭遇不测；有人则力主，国家大义必须凌驾于委员长个人安危之上；更有甚者，言语中不禁流露出对一位女性的轻蔑之意，仿佛在暗示：“她不过是个女子，仅知营救自家丈夫而已。”

我大声疾呼：“今日我站在这里，所发表的言论，绝非仅为挽救我之挚爱。若委员长的离去能真正为国家带来福祉，我自当第一个呼吁其献身国家。然而，针对西安事变，若急于诉诸武力，乃至直接进行轰炸，这不仅会将领袖的生命置于极度危险之中，更将立即将陕西数千万无辜的百姓推向战火肆虐的深渊……不仅如此，此举也将使我们抵御日本侵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因此，为了拯救我国家，我恳请各位同仁，携手共寻一条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凝视着众人那专注的目光，我继续言道：“请各位放心，我并非那种整日忧虑丈夫安危的寻常女子。今日，我以公民的身份站在此处，力主以最小的代价，为我国和人民解决这一刻不容缓的问题。委员长今日的安危，与国家的安危紧密相连。若诸位认为应向西安增兵，我完全赞同，但恳请严令他们不得擅自开火，更不能对西安进行轰炸或发起挑衅。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确保委员长安全脱险。即便和平的希望最终破灭，那时再战，亦不为晚。我坚信，尽管在座的各位或许与我观点有异，但我们的真挚情感、对国家的美好憧憬、对委员长安危的深切关怀，应是相通的；我对所提出的建议充满信心，因此，我将竭尽全力，确保这些建议得以贯彻执行。”

在我缓缓道尽所有的话语后，整个会场陷入了一片宁静。接着，我正式宣布了我的决定：“我已下定决心，明日将亲自踏上前往西安的征程。”

此刻若我踏足西安，无疑是向叛军献上另一枚用以要挟我丈夫的筹码，那便是我自投罗网，沦为叛军的质子……悲痛、失望、无奈，如影随形，难以摆脱。探寻真理已属艰辛，而坚守我之信仰，更是难上加难。直至会议落幕，中央诸位高官方才同意“暂缓对西安的攻势”，然而，我飞往西安的念头，依旧遭到了坚决的阻挠。

频繁接到各机关领导来电咨询，他们向我询问：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应采取何种策略。在这其中，黄埔军校校友的来电尤为迫切。他们强烈要求我“立即发表演讲”。我深知，这些黄埔校友曾是我亲自指导、悉心培育的军队精英，如今又肩负着各部队的指挥重任。面对他们的坚持，我难以推脱。因此，我决定召集他们，并亲自发表了公开演讲。

我不仅在中常会上阐述了个人观点，更郑重提醒：在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恳请各位同学避免急于作出判断。面对此类事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被情绪所支配。委员长平日对同学们的关怀，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如今面临变故，正是我们践行师长教诲、报答校长恩情的关键时刻。我明确指出，西安的叛变者已向我发送了电报，我亦已予以回复。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友人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路上。我坚信，这些叛变者在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后，必定会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展现出悔改的诚意，我们便应毫不犹豫地开启谈判之门；若他们真诚悔罪，黄埔的学子们更应心怀宽容，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咎。在我身心俱疲之际，我的大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二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友，纷纷前来给予我无私的慰藉。他们的关爱之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夜色渐深，西安事变终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这无疑是对我先前立场的一种印证。端纳的电报从古老的西安城传至我处，告知委员长安然无恙的消息，并描绘了委员长居住的舒适环境，以及他受到了周到的照料。电报中传递出张学良的急切愿望，他盼望孔祥熙院长能够前往西安，同时也热切地希望我能同行。紧接着，我又收到了张学良亲自发来的电报，其中不仅发出了邀请，更是首次郑重保证，尽管他发动了兵变，但他绝无伤害委员长的意图……遗憾的是，南京的一些人对这封电报持有疑虑，认为其中内容难以置信。他们推测，端纳的电报可能是由叛军假借其名所发，意图诱骗孔部长与我一同踏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额外扣留更多的重要人质，为后续谈判增加筹码。面对这样的猜疑，我坚定地表示“绝不相信”。因为我深知，为了防止丈夫因兵变而丧命，为了避免内战的全面爆发，以及避免邻国幸灾乐祸，我必须前往西安，竭力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值得庆幸的是，孔部长以及我的两位姐姐都表示愿意陪伴我一同前往西安！姐姐和姐夫的支持让我倍感温暖。

15日的下午，我出乎意料地接到了端纳从洛阳打来的第二通长途电话，这通电话让我感到无比惊喜。原来，就在当天清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乘坐飞机从西安返回洛阳，其目的就是为了能亲自在洛阳机场向我揭示他前往西安的真相。

张学良热切期望我能够前往西安，这得益于他对我的高度评价。然而，端纳坦率地告诉我，委员长已下达明确指令，禁止我前往西安。我丈夫的担忧与南京高层的说法如出一辙。当夜，我与大姐夫取得联系，但孔部长的医生透露他的健康状况堪忧，无法飞往陕西；而且，孔部长还身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此刻他必然难以离开南京。鉴于此，我迅速致电端纳，恳请他将我的请求转达给张学良，希望宋子文能够代我大姐夫前往。

18日，和平解决事变的曙光再次映照大地。夜幕降临，端纳再度拨通电话，告知他已第二次抵达西安，向委员长和张学良传达了我电话中的话语。西安的将领们纷纷表示，他们热切期待宋子文先生与我一同前往。虽然喜讯传来，但忧虑与奔波并未停歇。南京政府虽同意暂时搁置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却已下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推进，致使沿线民众遭受了巨大的伤亡。

幸运的是，两天之后，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陪同委员长赴西安。在返回南京的路上，他随身携带了委员长亲笔所书的信函。蒋主任不仅将委员长的深情厚意传达给了众人，更诚恳地告诫南京的高级官员们：务必切莫任由南京与西安之间的裂痕持续加剧。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南京的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对西安的恶意中伤文章应立即予以停播。

19日，委员长已被软禁整整一周。然而，在这一天，宋子文力挽狂澜，终获中央的准许，得以以个人身份前往西安。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南京政府依旧坚决抵制任何官员与叛变者进行直接对话，其背后的理由主要是为了防止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若夫人驻留南京，或许能够遏制中央军对西安的进击；而夫人一旦离开，恐怕无人能阻挡内战全面爆发的危机。正因如此，我不得不暂时滞留。无奈之下，只得派遣子文即刻飞赴西安。

若我无法抵御中央军的攻势，切莫冒险前往陕西。一旦战事爆发，我也无法确保您的安全抵达西安！

21日凌晨，我收到了子文的两份电报，一份报告委员长平安无事，另一份通知他将于当日返回首都。到了22日午后，端纳与子文先后抵达南京，并向中央常委会详细介绍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在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我不禁想象，若是我亲自前往西安，若我能与张学良面对面交谈，他的心境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于西安事变，我产生了新的感悟：这恰似构筑一幢房屋，端纳已为其打下了坚固的基石，子文亦已为其树立了坚实的支柱。目前，唯有完成搭建屋梁的这关键一环尚未落实。为确保这座房屋得以圆满竣工，我必须亲自赴西安，与张学良进行直接的交流。

23日，我与子文、端纳、戴笠等同仁并肩踏上旅程。抵达机场时，众多官员热情送行，对我所展现的勇气不吝赞誉。我自持清醒的头脑与坚定的意志，毫无退缩之意。我深知，我之所以敢于冒险深入叛军统治的地带，源于我对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的坚定信念。飞机首先飞越洛阳上空，俯瞰之下，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排列有序，蓄势待发。这一幕瞬间在我心中投下阴影——我不愿看到，在我抵达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起飞。

一踏入这片土地，我便迅速召集了当地陆军与空军的将领，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面对面交流。我特别向洛阳的空军司令强调，除非委员长亲自下令，否则不得派遣任何飞机靠近西安。不久，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腾空而起……飞机在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脉间穿梭，沿着铁路线缓缓前行，穿越华山，眼前尽是晶莹剔透的冰山，它们闪烁着夺目的光芒。终于，我们望见了广阔的平原，这标志着我们已逐渐接近西安。

端纳手指向那一片白茫茫的山林深处，那里隐约可见一座方正的城池，语调沉重地叹道：“那就是临潼，委员长曾遭遇不幸之地。”目睹这一幕，我的内心不禁涌现出无尽的思绪。近年来，每当委员长巡游各省，我都始终紧随其后。但唯独这一次，他在西安的行程，因我身体欠安，未能陪同。不久，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递给端纳，语气坚决地说：“一旦飞机降落，若遇到叛军士兵喧哗失控，难以驾驭，请务必用我给你的这把枪，结束我的生命，切勿犹豫。”

端纳微微一笑，言道：“承蒙上帝与夫人的恩泽，如此情形理应不会发生。”

飞机徐徐降落，舱门缓缓敞开，张学良便率先踏上舷梯，热情洋溢地迎接我。我依旧保持着平日的淡然态度，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在登机之际，汉卿特意邀请我先行，我却回身一笑，带着几分随意，对他说：“汉卿，无需再劳烦你的部下对我的行李进行搜检，我生怕他们不小心弄乱了我的东西，那样整理起来实在是麻烦。我携带的衣物与用品数量颇多。”

张学良急忙惶恐地辩解道：“夫人，您何出此言？我怎敢私自下令搜查您的包裹？”

步出机舱，杨虎城亦紧随其后。握手之际，我神色从容，仿佛只是来西安闲游的旅客。杨虎城初见我时，面露犹豫之色。然而，见我谈笑风生、神态自若，他的紧张情绪便随之烟消云散。

车队率先抵达了西安张学良的府邸，稍事休息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前去探望被软禁的丈夫。此刻，委员长还不知道我已经抵达西安。为了不让他为我忧心，我特意吩咐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务必保守我的行踪，不要将我抵达的消息透露给丈夫。委员长被软禁的地方与张宅仅相隔咫尺，但在前往的途中，却可见戒备之森严，卫兵们手持机关枪，令人不寒而栗。

我步履坚定地踏入丈夫的卧房，他的目光一旦与我相遇，便即刻脱口而出：“哎呀，你真的来了！这次可真是深入了龙潭虎穴！”话音刚落，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泪水也随之悄然滑落。

我努力压抑住心头的波澜，语气尽量保持平稳，开口说道：“我来此探望你，你无需对任何潜在危险感到忧虑！”

随着夜幕渐渐降临，我勇敢地向委员长直言，详细阐述了应对此次兵变的初步策略。我说道，西安，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我怎能容忍这座古老的城池沦为牺牲之地！若委员长不能安全离开西安，那么，中国的分裂与覆灭便在眼前！我着重指出，南京的一些高官力主立即轰炸西安、进军潼关，中央军的主力也已整装待发……然而，在张、杨叛军背后，还有未被剿灭的共军潜伏。一旦战事爆发，内战可能立刻爆发。张杨所部实力强大，装备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的宿敌。一旦战事爆发，必将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带来无法预料的灾难。要知道，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正日夜期盼着中国爆发内战，一旦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日本便能实现其统治中国的野心。因此，我在南京的首要任务，便是阻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的丈夫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在会见了委员长之后，我立即召见了张学良。

“若夫人此次能与委员长共赴西安，我深信，今日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虽然绑架委员长之举实属不当，但我坚信，发动兵谏的初衷，乃是出于终止内战、抵御日寇、惠及国家的深切愿望。然而，我们多次诚恳地请求委员长，却屡次遭受他的严词拒绝……因此，恳请夫人能以委婉之辞向委员长传达我们的心声，我们并非贪图金钱或领土，即使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战、共同抗日的文件，也是源于我们为国家献身的坚定决心……”

他继续言道：“夫人理应明了，我一向对夫人怀有深厚的敬意，连我的部下也无不对其尊敬有加。自从委员长被软禁以来，他们翻阅了委员长的文件，从中发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两封亲笔信。在仔细阅读之后，我对夫人的敬仰之情更加深厚。这两封信件中，夫人对民生福祉的深切牵挂，以及抵御外敌入侵的坚定信念，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坚信夫人此行定能妥善处理各方关系，促成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同时，我们依然团结一心，将委员长视为我们唯一的领袖。今日，我特别恳请夫人亲自向委员长转达我们诚挚的问候，深信夫人必将助我度过这艰难时刻。”

我坚定地表示，愿意在丈夫面前为张、杨二人辩护。我进而设想，若不幸在凌晨的突变中，我的丈夫不幸中弹受伤，那将带来何种后果？在那个不眠之夜，委员长在匆忙中甚至未披上棉衣。若因严寒而患上肺炎，不幸离世，那又将是一幅怎样的画面？您希望结束剿共内战，但反而促使中央军向西安进发，可能引发更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后果，您是否已有预见？你们希望委员长在文件上签字，但考虑到他的性格和领导地位，他真的会答应吗？因此，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平息这场危机，让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

张频频点头，脸上流露出全然的赞同之意。但他随即补充道：“关于立即释放委员长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征求其他同僚的意见。”我对此表示了深切的认同……

自那日之后，我静心期盼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会议，期待他们能作出明智的抉择。漫长的等待后，终传来了佳音：张、杨及其部属一致赞同，同意委员长得以离开西安。与此同时，也有人向我透露，共产党并无意图绑架委员长，他们同样坚定地主张应即刻恢复委员长的自由。

随着圣诞节的脚步渐近，岁月如梭，但委员长是否获释的疑团依旧未解。尽管张、杨等人对于委员长是否应当获释的问题持有不同意见，张学良等人却始终未曾将金钱与个人权势作为权衡的砝码。这种境界，实为历史上叛变者中难得一见的高尚情操。我坚信，这正是我国政治发展最为鲜明的进步标志。

25日的午后两点钟，张学良匆匆而至，语气紧迫地宣告：“飞机已经准备妥当，我已决意跟随委员长一同前往南京。”然而，委员长却坚决地表示反对，他语气坚定地说道：“你无需一同前往。你应当留在西安，继续负责指挥西北地区的各路军队。”

张学良对我言道，他确实肩负着前往南京的重任，并向部下将领们明确表示，愿意独自承担此次事变的全部责任。此外，他计划亲自前往南京请罪，以此证明此次事变并非源于他对委员长怀有恶意，亦无觊觎个人权力的意图。我亦表示赞同，他应随我们一同飞往南京。下午4时，我们终于踏上征程。

委员长、我，以及张学良先生，共乘一辆轿车同行。张学良先生步出大门，便径直走向车前座，特意安排我与委员长移至后排落座。而子文、端纳先生及杨虎城将军，则分别乘坐另一辆车。当车辆抵达机场，便直接驶向张学良先生的波音飞机前，那架飞机早已启动预热。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波音飞机瞬间腾空而起，当晚便抵达了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