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18日。

数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曾经戒备森严的南朝鲜俘虏营大门，突然开了。

不仅门开了，而且没有警卫、没有狼狗，没有电网也没有机枪，简单说吧，门口啥也没有。

“自由”的道路畅通无阻。

甚至，负责开门的警卫还在走之前做了一个明显的手势：

你们出去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几个人民军俘虏壮着胆子走了出去，发现这并不是敌人的陷阱。

眼看着前几人轻松地穿越了原来防范严密的警戒线，很快消失在人群的视野中，战俘营的其余人马上跟上，一拥而出。

25000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就这样消失在南朝鲜，他们的命运没有被任何官方记录记载，有些人被等候在外的武装警察接走，有些人混入了南朝鲜城市和乡村，唯一知道的是，这群人中最后回到北方的人并不多，因为要回去必须想办法越过双方高度警觉对峙的战场。

这次私自释放俘虏，是李承晚一手导演的性质恶劣的行动。然而，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却令李大总统本人措手不及。

正是这次事件，敲响了南朝鲜军队最后的丧钟。

一、骚操作

李承晚“私自释放俘虏”的操作，震惊了全世界。

谁也没有想到，在中美苏三个大国已经就朝鲜停战基本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居然有人敢“造反”。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朝鲜战争眼看已经走向和平——这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的和平，而李承晚的举动是对和平希望的最大破坏。

这一次，不管身份和立场如何，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骂起了李承晚。

艾森豪威尔说：“整个自由世界都感到迷惑不解和震惊。”

等到骂完了，还得想怎么办。

李承晚的这个操作是如此离谱，以至于所有人都懵逼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专门召集智囊讨论了半天，谁也说不出来李承晚的这次的奇葩举动到底会对停战协议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大家唯一知道的是，肯定不是好事。

艾森豪威尔最后决定给李承晚发一份正式电报：“如果以后你再不规矩的话，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朝鲜做出其他安排。”

这个“其他安排”，在外交上已经是非常严厉的措辞了。

简单理解的话，现在的安排是你李大总统是代理人，美国也是你的盟友，而如果你再不乖，那么美国可以不当你的盟友，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代理人。

尽快厉声教训了不听话的代理人，其实美国人最担心的，还是中国的态度。如果中国因李承晚的过分举动而愤怒，那么好不容易才谈下的和平可能又要泡汤。

毕竟，美国人是真的不想继续打下去了。

二、态度

那么，中国的态度是否正如美国所担心的那样呢？

是，也不是。

对于李承晚的操作，我们当然是愤怒的，但也就在此时，主席敏锐地发现了：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

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停协议,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哈里逊已经来信表示撤换李承晚军的看守俘虏部队,并表示在“追捕”战俘。他们“追捕”回来的数目可能不多,但我们将可以随时利用对方这个弱点在遣返问题上对之使用压力。这对于保证停战协定的实施是极为有利的。

应该说，相比于对停战协议的破坏，李承晚的举动对联合国军内部造成的损失才是真正严重且致命的。

6月19日，彭德怀向联合国军司令发出一封长信，对美国人发出了灵魂三问，美军在自己的战史记录了这封信件，认为此时中国人“提出了好几个真正击中要害的问题”：

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够控制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吗?

如果不能的话,朝鲜停战协定还包括李承晚集团吗?

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又怎样保证南朝鲜方面遵守停战协定呢?

在自己的战史中，美国人坦白地承认了：共产党方面有权要求对上述问题做出答复,但联合国军司令部方面根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从战史中直白的记录就能看出美国人此时已经尴尬到了极点：他们一方面对李承晚的举动非常愤怒和不满，一方面又得强撑面子来勉强应付中国犀利的质问，而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因为，中国人所提的这些问题，美国人自己都很想要问！

艾森豪威尔实在想不通：李承晚这个老东西到底在想什么？真以为自己能行了？

在愤怒下，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安排，他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出一份主题非常直白的政策文件，研究是不是该换掉李承晚。然而美国国务院不同意。

国务院其实脑袋还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提出，“撤换他国的领袖”这个举动过于露骨，有损美国的形象。

被国务院提醒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算是冷静了一点，不过，他还是要求美军向李承晚表达清楚：你给我老实点，在不听话，我们就真的要动手了。

为了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美国几乎是立即减少了对南朝鲜军队的供应，原本已经在路上，可以装备4个师的武器被喊停，弹药和石油业大幅减少。

7月5日，美军直接向媒体发布：如果停战后韩国军队还要打，联合国军会直接撤走，要打，他们自己打吧。

这一次，美军和志愿军，想到一块去了。

三、必胜

在李承晚私自释放战俘后不久，彭德怀给主席发来电报：

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需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六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廿一日见金首相,二十二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

妥否盼示。

主席第二天回电：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

再死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英雄所见略同。

主席和彭德怀一致认为：此时的美军，早已对朝鲜战争感到无限厌倦疲惫，众望所归的和平已经近在眼前，唯一的阻碍，就是李承晚和他的韩军。

既然如此，那就把阻碍给清楚掉吧。

志愿军决定给李承晚一个教训。

教训的地点被选在了金城。

之所以选择金城，有三个原因：

1、金城地区的守军全是韩军，和志愿军此时的目标完全一致；

2、金城是联合国军阵线上一个明显的突出部，相比于其他方向，在这边能够取得最大战果；

3、夏季战役第二阶段，郑维山指挥20兵团在金城打得非常漂亮，已经打开一个12公里宽的突破口，敌人退却后尚未来得及重新组织防御，是阵线上最薄弱的一个点。

所以，就选它了。

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被志愿军选上的对手，非常非常倒霉。因为这一次，志愿军调集的部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

为了给韩军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志愿军为金城战役准备了整整5个军24万人。而在金城的韩军仅仅只有8.7万人，志愿军的兵力是敌人的三倍以上。

除了兵力的优势之外，更加令韩军胆寒的是志愿军为这个战役准备的炮火力量。

22公里宽的进攻正面上，志愿军调集了80mm以上火炮888门，每公里平均超过40门，为战役准备的炮弹超过了50万余发。单单是为了把这些火炮和炮弹运往前线，志愿军就使用了超过2700辆汽车，连夜不停的赶运物资。

由于需要运送的物资实在过于庞大，原有的道路已经无法满足志愿军的需求，一线部队不得不抽调数量可观的步兵协助担任修路和护路的任务。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志愿军这样史无前例的战役准备和物资保障下，在战役开打之前，金城战役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金城战役根本就没有赢不赢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能够取得多大的战果。

而对此，郑维山早有准备。

早在第5次战役开打前，郑维山就已经对金城地区蠢蠢欲动。也正是由于郑维山在第5次战役第二阶段中取得的优异战绩，让金城战役获得了最佳的突破口。

因此当郑维山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准备发起金城战役”的命令后，他很快就拿出了准备已久的全套作战计划：正面进攻，两翼突破。

金城战役决心图，来自《1007天的战争》

正面进攻的任务，交给中央集团，（第67军、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两个团组成，配属炮兵2个团又5个营、反坦克歼击炮兵1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坦克1个连、工兵2个营）由第67军军长邱蔚、第54军军长丁盛、第67军政治委员旷伏兆、第54军政治委员谢明等指挥。

左右翼的穿插，则分别交给了东集团（第60军、第68军第202师的1个团、第21军组成,配属炮兵3个营、高射炮兵1个营、工兵2个营）由第60军军长张祖谅指挥。

和西集团（第68军（缺202师）和第54军第130师组成,配属炮兵2个团另8个营和4个连、反坦克歼击炮兵1个营、坦克1个连、高射炮兵1个团又1个营、工兵2个营又2个连）由第68军副军长宋玉琳、第54军副军长吴瑞山指挥。

这是战争中最经典的钳形攻势，只要东西集团狠狠地突破进去，敌人将无路可逃。

由于在战前已经接到了调离20兵团的命令，郑维山在协助20兵团新任司令杨勇完成这个战役方案之后，便果断离去。

志司有意劝郑维山留下协助杨勇指挥，郑维山说：“我在这，他不好放手指挥。”

策划了整个金城战役、并亲手为战役打出突破口的郑维山，就这样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把指挥棒和战果全部留给了战友。

要知道，这可是志愿军自五次战役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

郑维山走的潇洒，因为他知道战友们一定会出色的完成任务。因为他知道，金城战役只有胜，不会败。

志愿军最终之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