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湖南湘潭县一贫苦农家之子，堪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军事领域的杰出代表，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英勇无畏，南征北战，战功显赫，铁骨铮铮，巍然屹立。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与发展，以及国防的巩固与军队的强大，建立了永恒的功勋，其事迹永载史册，流传千古。

一、雄关漫道，平江扬眉，井冈突围

出身寒微的彭德怀，为挣脱生活的枷锁，怀揣对剥削阶级的深仇大恨，于1916年3月毅然加入了湖南陆军第2师第3旅第6团，踏上了他的军旅之路。在湘军中，彭德怀勤学苦练，文武兼修，不久便在士兵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从一名二等兵晋升为班长、排长。当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从广东进军湖南之际，彭德怀已经从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第1团第1营的营长。1926年夏日，彭德怀率部投身北伐战役。部队抵达武昌城下时，他临时代理团长职务，受命带领一营战士英勇顽强地与叶挺部协同进攻武昌南门。在武昌攻坚战中，彭德怀结识了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在段德昌的启迪与帮助下，彭德怀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并在所属部队建立了以救贫会为中心的秘密组织，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以及保障士兵权益的规章。

“北伐时期士兵会，秘密活动两三年。平江起义扬眉目，工农革命旗帜鲜。”

◆《平江起义》油画

平江起义的枪声，如同惊雷一般，震撼了湖南的反动势力，国民党反动派立刻调集军队进行围剿和堵截。彭德怀与滕代远率领红5军在经过与湘军的激战后，撤退至湘鄂赣边，转战数月，成功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为了巩固这支由旧军队中涌现出的队伍，1928年8月下旬，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南下，向井冈山进发。历经数次战斗，终于在12月11日与红4军在宁冈成功会师，彭德怀实现了与毛泽东、朱德汇合的宏伟愿望。会师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集结湘赣两省的敌军，共18个团的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嚣张地宣称要将井冈山“夷为平地”，将红军“一网打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红4军前委紧急召开湘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4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彭德怀与滕代远则率领红5军留守井冈山，用以牵制湘赣敌军，并掩护红4军顺利向赣南发起攻势。当时，留守的部队仅有800余人。彭德怀为了革命的大局，英勇地承担起留守井冈山的艰巨任务，堪称“横刀立马”的英雄。

面对国民党湘赣敌军对井冈山发动的突然合围，彭德怀果断指挥留守部队，在恶劣的天气和极度匮乏的粮弹条件下，顽强抵御着二十余倍于我的敌军“围剿”。为了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彭德怀毅然决然地率领部队实施突围，转战赣南。当突围部队抵达赣南与广东新城接壤处时，部队人数锐减至280余人。面对重重挫折，彭德怀保持沉着冷静，率领余部奇袭于都，随后途经安远、会昌，最终抵达瑞金与红4军实现了第二次胜利会师。会师之后，红5军遵照红4军前委的决策，重返井冈山，致力于恢复湘赣革命根据地。在湘鄂赣地区重新集结后，彭德怀率领部队与黄公略所指挥的原5军第2纵队成功会合，恢复红5军的番号。至此，我军总兵力已发展到3000余人。

“红军最有效的战术，便是巧妙避开正面硬碰硬的战斗，打破敌军倚仗险要之地死守的态势，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专攻弱敌，此乃上策”，“在敌军进剿之际，我们可趁机迂回至敌后，打击其薄弱环节”，“若敌军分兵追击，我军便可以盘旋战术与之周旋”，“当敌军驻防时，夜间派遣精锐的小型战斗部队去扰乱敌营”，“而在敌军撤退之时，我们则应趁机追击”。这些源自实战经验的游击战术理念，对红军后来形成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战术原则，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图示：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的情形

在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亦孕育着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绝佳时机。1930年春，彭德怀把握南北军阀混战之机，率领红5军在湘赣一带接连攻克安福、分宜、宜春等地，推动湘赣根据地迈向发展的顶峰，红5军人数一度增至近7000人，成为红军中一支举足轻重的主力。同年6月，红5军扩充为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担任总指挥，滕代远则担任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部挥师鄂东南，横扫鄂城、嘉鱼、通城等地，继而挥师南下，连续攻占湖南岳阳、平江等城池。7月，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调集三个旅团进攻平江。面对强敌，彭德怀洞察敌军长蛇阵部署的不足，决定出奇制胜，进攻长沙。他指挥红3军团采取伏击、进攻、阵地战等多种战术，英勇作战，连破敌阵，成功占领长沙，以不足8000人的兵力，击败敌军3万余众，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的士气，为红军历史书写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篇章。

在从长沙撤退并朝着浏阳进发的途中，红3军团与朱德、毛泽东所指挥的红1军团在浏阳的永和市实现了会师，并共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担任总司令，毛泽东则成为总政治委员，而彭德怀则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在随后的多次反“围剿”战斗中，彭德怀冲锋在前，勇猛作战，率领红3军团接连取得胜利，使该军团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英勇部队。

二、横刀立马，长征铁西论道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败，迫使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在长征的道路上，彭德怀与接任红3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携手指挥，带领红3军团接连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面对敌军为截断红军西渡湘江而紧急调集的数十个师沿江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东岸围剿红军，红军若强行渡江，必付出惨重的代价。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建议，主张红3军团应向湘潭、宁乡方向进发，威胁长沙，吸引敌军主力；而中央则应率主力进驻溆浦，在湘西北地区发动群众，准备战场，以挫败敌人的进攻。然而，当时的博古等人并未重视这一关键的战术建议，反而命令红军全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彭德怀与杨尚昆随即遵命，率领红3军团迅速行军进入广西。11月底，在桂西北部的兴安县界首成功突破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之际，为保护中央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渡过湘江，彭德怀在遭遇敌军追击的危急关头，再次挺身而出，亲临江边指挥部队与敌军拼死搏斗，血战三天三夜，确保中央纵队成功渡江。此次战斗，红3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央红军的人数也从渡江前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中央红军踏入贵州之地，党中央便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会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边，对“左”倾路线的谬误进行了犀利的批判。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路线。会议结束后，红军北上入川遭遇重重阻碍，只得掉头返回黔北。1935年2月，彭德怀与杨尚昆携手指挥红一、三军团，勇猛攻击敌军严加防守的娄山关天险，紧接着攻克了遵义，击溃敌军两个师及八个团，这场胜利被誉为遵义大捷。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首个重大胜利，亦是长征过程中最为辉煌的胜利之一。毛泽东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壮志豪情，对这场辉煌的战斗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遵义大捷的胜利余波中，彭德怀与杨尚昆率领红3军团勇猛直前，抵达贵阳城郊，为红军主力的西进提供掩护。他们巧妙地以两个团进行佯攻，激战两日两夜，确保红军主力得以顺利穿越贵阳与龙里之间的湘黔公路，向南挺进，跨越北盘江，最终抵达金沙江南岸。进入5月初，红军全体成功渡过金沙江，赢得了战略转移的关键性重大胜利。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敢问谁人横刀立马，唯有彭大将军！”1935年1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得以恢复，彭德怀继续担任司令员，毛泽东则担任政治委员。随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挥部署下，彭德怀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将全国革命大本营置于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彭德怀陕北骑马照

党中央作出东征的决策后，将红一方面军更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担任总司令一职，毛泽东则担任总政治委员。1936年2月，彭德怀率指挥部提前出发，迎着刺骨的寒风，于黄河岸边“横刀立马”，深入敌后搜集情报，细致勘察渡河地点，并督促船只的制作。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先锋军不仅成功跨越了黄河的险阻，进入了山西境内，而且在首战中一举全歼了阎锡山军两个团。随后，先锋军围攻晋中霍县、赵城，北上逼近太原。5月初，先锋军班师回陕北，标志着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圆满结束，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东征战役画上句点之际，党中央毅然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踏上了西征之路。彭德怀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部队勇往陇东。历经五个月的顽强拼搏，他们成功击溃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困。在陇东会宁地区，与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胜利汇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历史性会师。正当我军欢庆胜利之时，国民党军又集结十数个师团对我军展开围攻。彭德怀同志巧妙指挥三个方面军的部队，克服了张国焘的干扰，于11月在陕甘宁交界的山城堡展开激战，最终全歼敌军一个旅和两个团，迫使敌军主力撤退至西部。

行进在西征的路上，彭德怀特意接受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现场访谈，就中国红军的游击战争原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强调，中国的游击战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方能赢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必须赢得农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深入民间，满足群众的需求，稳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此游击战方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彭德怀对人民战争理论的阐释，彰显了他作为一名革命家、军事家的远见与勇气。

三、挥师山西，前后夹击叛军

“我们必须让华北的亿万民众，人人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士”，“日本人的华北侵略，就如同吞下一颗定时炸弹，终将引爆。”

彭德怀坚定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理念以及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不仅广泛动员群众，全力以赴地创建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日寇“正面”积极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战，破坏敌军铁路、公路，持续对敌军进行袭击，多次挫败日军的“扫荡”行动。他还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与华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血肉联系。至1938年底，晋北、晋察冀、晋冀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基本成型，八路军兵力也扩充至15万人。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迅猛发展，让国民党顽固派深感不安。自1939年底起，国民党顽固派在八路军抵御日寇的“背后”不断挑起反共“摩擦”，四处绑架、残害抗日军民，寻找机会制造武装冲突。彭德怀遵照中央指示，为维护抗日团结，先后前往西安、重庆、冀南及陕西宜川等地，与蒋介石、阎锡山、鹿钟麟等人进行会谈。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依然坚持反共立场，于1940年初掀起了抗日战争以来的首次反共高潮，并对抗日根据地发起了军事进攻。面对这股反动逆流，彭德怀毅然决定予以反击。在党中央的批准下，他指挥八路军总部部署，发动敌后军民，对进攻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急先锋朱怀冰等部进行痛击，从而稳定了斗争局势。

在百团大战的激战时刻，彭德怀亲自莅临武乡县关家垴前线的炮团哨所，亲自指挥战斗。该哨所与敌军阵地相距仅有五百米之遥

侵华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便着手加强华北地区的稳固与控制，将抗日根据地视为主要战场，大规模扩建交通线和据点。他们以铁路为支柱，公路为纽带，据点为锁钥，竭尽全力封锁、分割和侵蚀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的“囚笼政策”。这一政策导致抗日根据地的县份数量从103个锐减至60个，县城几乎尽失于敌手。为了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1940年8月20日夜晚，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一场规模宏大的战略反攻在华北辽阔的战场上拉开序幕。各地区、各部队纷纷响应，共有105个团投身战斗。此次战役历时3个月零5天，大小战斗共计1800余次，击毙击伤日伪军超过2.5万人，破坏铁路超过470公里，摧毁桥梁、车站、隧道126处以上，拔除日伪军据点近3000处，这场战役被后人称为“百团大战”。此次战役对日伪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声望，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抑制了投降妥协的暗流，争取了正面和背面战局的转机，使八路军真正成为插入敌人胸膛的锐利之刃。

四、保“心”，陕北助西北反攻

抗日战争的胜利终章，国民党却为了攫取抗战的果实，不顾一切地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的攻势。历经八个月的激战，国民党军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1947年3月初，国民党军集结了25万精锐，将战略重心转向了陕甘宁边区，实施集中力量打击。他们的首要目标直指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意图摧毁革命武装力量的核心。然而，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仅有6个旅，兵力约2.6万人，仅为国民党军兵力的十分之一，在装备和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劣势。加之边区土地贫瘠，物资匮乏，形势显得尤为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组建了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担任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的作战。他们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基础和有利的地形，与敌人周旋，逐步使敌人陷入极度疲惫和粮食短缺的困境，然后趁机予以歼灭。自3月13日起，彭德怀指挥陕北部分部队在延安以南与胡宗南部展开激战，经过六天的浴血奋战，成功掩护并安全转移了中央机关和群众。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后，大肆炫耀“胜利”，急切寻求与我军主力决战。彭德怀针对敌军这种心态，先以小股兵力引诱敌军北上安塞，而我军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以南设伏。当敌军步入伏击圈时，我军突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仅耗时一个多小时，便成功歼敌3000余人。进入4月中旬，彭德怀指挥部队抓住有利战机，犹如猛虎般在羊马河地区展开了激战，经过8个小时的苦战，再次歼敌一个旅，共计约4700余人。羊马河战斗结束后，彭德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部队在安定、瓦窑堡、清涧、永坪一带与国民党军周旋，并派出部分部队假装主力，诱使敌军主力北上。随后，我军集中兵力，对蟠龙镇守军发起了猛攻，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全歼敌军67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军用物资。如此，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短短45天内，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的三战三捷，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摧毁我军“心脏”，消灭西北我军的图谋，从而稳定了西北战局。

1947年，彭德怀在动员大会发言

“每攻一座山峰，需反复多次，唯有刺刀方能取胜。”随后，彭德怀挥师西进，于4月22日成功收复延安，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

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将军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他率领部队在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奋勇作战，先是成功发动了陕中战役，随后又指挥了规模庞大的扶风、郿县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共歼灭敌人4个军，4.3万余人，再克宝鸡，对胡宗南集团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迫使敌人南撤，退守至秦岭，八百里秦川也因此重获解放。扶风、郿县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第一野战军长驱直入，横扫敌人残部，相继解放了太原、西安，攻克了兰州、银川、西宁，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一曲不朽的赞歌。

五、殚精竭虑，境外抗美，境内强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彭德怀肩负重任，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及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朝鲜内战爆发不久，美军不顾“三八线”的存在，悍然越过边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大规模进攻，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彭德怀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临危受命，率领20万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次日，在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的全力支持下，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对敌军发起猛烈的围攻。采取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战术，我军迅速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经过12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1.5万余人，将敌军驱逐至清川江以南，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为稳定朝鲜战局奠定了基础，同时也震动了美国的朝野上下。

狂傲的美军，依仗其强大的空军力量和精良的装备，于11月6日，再度对志愿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彭德怀巧妙地利用敌人自恃强大的傲慢心态，故意在敌人面前表现出软弱，指挥各军主力后撤三十里，占据有利地形，同时用少量兵力边战边退，诱使敌人深入，以逸待劳，寻找歼敌的良机。敌人果然被引入志愿军布下的陷阱，分东西两路进入。彭德怀立即抓住这一战机，指挥各部队迅猛而勇猛地穿插包围，将敌军分割成若干部分。敌军被迫丢弃大量尸体和物资，开始向“三八线”溃逃，从而进一步扭转了朝鲜战局的局势。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也承认：“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能够抵挡住中国人的进攻。”

彭德怀临危受命，肩负重任，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油画）

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敌军于“三八线”一带试图构建防御体系，静候援军到来。彭德怀将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战略时机，趁着敌军立足未稳、援军尚未抵达之际，果断指挥部队发起了对敌军的第三次战役。中朝军队紧密协作，并肩作战，成功突破了敌军坚固的“三八线”防线，从而打乱了敌军的防御布局。志愿军在连续7个昼夜的激烈进攻中，共歼敌1.9万人，跨越“三八线”，解放了汉城。进入第四次战役，中朝军队历经85个日夜的艰苦奋战，共歼敌7.8万余人，这一数字超过了前三次战役敌军损失总和。正是因此，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解除了职务。

在第五次战役中，彭德怀同志领导中朝联军构建了东、中、西三支精锐突击部队，对敌军防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反攻。历经六天六夜的激战，我军共歼灭敌人超过八万，成功挫败了敌军在朝中军队后方登陆的企图，将战局稳定在“三八线”周边区域。此战迫使敌军转为战略防守，并开启了停战谈判的进程。1952年四月，彭德怀同志因健康原因返回国内治疗，痊愈后留任中央，一方面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另一方面亦关注志愿军作战事宜。同年十一月，为了应对美军可能在志愿军后方登陆的风险，他亲自前往安东和大连，实地考察辽东半岛的地形，并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次年二月，他又赴上海及杭州，对华东沿海的海岸线与岛屿进行勘察，布置防御措施，以防国民党在该方向协助美军。六月份，彭德怀同志再次前往朝鲜，指挥金城战役，并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最终，他被授予“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

在负责中央军委日常事务期间，彭德怀与军委的其他领导成员并肩协作，遵循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指导原则，在国防及军队建设领域采纳了一系列关键决策，从而开启了军事工作的崭新篇章。在国防建设层面，彭德怀坚信，强化国防实力、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是建国以来我军面临的核心使命。他提出，强化国防建设的首要任务，便是明确战略方针。1956年3月，彭德怀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领导确立了我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为军事建设的长远规划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彭德怀还强调，国防建设的步伐必须立足于我国国力的实际状况，紧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体布局，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和谐关系。

在首都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彭德怀元帅荣幸地出席了一场隆重的典礼，该典礼旨在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并颁发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这些荣誉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

在军队的政治建设领域，彭德怀同志着重指出，我们必须深刻总结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经验，秉承并弘扬我军的优秀传统。他明确指出，我军的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面对新的历史阶段，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至关重要，必须坚决抵制任何背离党的领导倾向。在推动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彭德怀同志率先从改革军队体制入手。他主张，要科学地设定军队的组织架构，切实解决建国初期军队机构臃肿、部门繁杂、组织重叠、分工僵化等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军队的组织体制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总部数量由八个精简至三个，各级领导机关亦相应进行了改革。同时，他遵循“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经过深入研讨，决定重点发展空军、海军以及陆军特种部队。彭德怀同志坚信，正规化是构建现代化军队不可或缺的基础。他亲自主持修订我军相关条令，并反复强调，条令是军人必须恪守的法律规范。在1954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为了满足军队现代化和正规化的需求，推行兵役制、薪金制和军衔制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推动三大制度的顺利实施，他严格监督，统筹协调，迅速解决各类矛盾，及时颁布并施行，完成了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为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梦乡常逢君影，宛若当年战火纷飞。奔走呼号，声震山河，富国强兵之愿已实现。共勉同行，莫让忧伤萦绕心间。”

在“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岁月，彭德怀同志身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之中，却依然坚守信仰，不屈不挠，矢志不渝。1974年11月29日，他含冤离世。阅读了《彭德怀自述》之后，与彭德怀同志共事多年的杨尚昆同志感慨万分，写道：“他面对敌人的英勇无畏，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政治上的坚贞不屈，生活上的清正廉洁，以及作风上的质朴无华，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楷模，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