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不到一年就要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在北平做最后的准备，西南却仍笼在硝烟里。彼时川滇之间的驿道上消息不断，谁都看得出：只要人民解放军一步越过乌蒙山，昆明守军就会被切成几段。处在风口浪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日子过得分外煎熬。

滇军的根基并不牢靠。二十年代南方军阀混战时，卢汉的云南军把“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谈”的习惯沿用至今。到1949年春，华北、华东的国民党主力被三大战役打得七零八落，蒋介石将最后的筹码死死抓在西南。卢汉明白：再跟下去，自己和滇军都得陪葬。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立刻翻脸，而是先绕个圈子。四月，一艘从海口开往香港的小船上悄悄多了两名云南客商，他们的另一重身份是卢汉的亲信。他们拜访的对象是中共香港地下联络站，递上的密函只有一句话：云南愿和平解决。

中央对信息进行了慎重研判。当时西南局刚刚成立，由邓小平、刘伯承坐镇重庆外围。毛泽东在七月给西南局去电：云南具备内部配合可能，允可作多手准备。电文含蓄，却表明了北京高层的期许。

时针拨到1949年8月，解放军二野、四野主力已在长江以南汇流。蒋介石急得团团转，索性亲自飞抵重庆。为保西南，他拉出一张名单，最先写下的就是“卢汉”。

蒋先端出“金银弹”。辽沈战役后，他命巴金如数拨给云南十万石大米、一亿法币、三十架运输机。与此同时，台湾的电报声日日催促：请卢主席飞渝商讨大计。面对诱惑，卢汉按捺住，回电寥寥：“地方繁冗，暂难抽身。”

蒋介石第二招更狠：派子蒋经国拟充当“人质”。只要卢汉肯出山，父子俩可以在昆明、重庆做一次“对调”。然而起义时机未到，卢汉只得佯作顺从，九月飞赴重庆，架起一副忠诚模样。其间，他暗中频繁托人转移地下党与爱国进步人士，免得全部被捕。

十月底，解放军在川黔边集结，滇省守备司令张冲暗地里让人给卢汉带话：“部队顶不住，主席要想好后路。”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卢汉决定十二月举事。

就在所有部署悄然铺开时，蒋介石的“心腹中之心”张群突然空降昆明。两人早在辛亥年就结识，算得上患难兄弟。二十多年来，张群对蒋介石尽心尽力，而卢汉也多次受张群庇护。如今老友上门，气氛顿时微妙。

昆明城里流传一句调侃：“只要张先生在此，卢主席便会安分。”张群颇为受用。抵达当晚，他端起茶盏半玩笑：“蒋先生说西南形势紧，卢兄可别乱来呀。”卢汉笑而不答，只道：“城中无事，兄长放心。”

事实上，机场、电台、兵站都在暗地调动。地下党举荐的王德三之子王烽已经接管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机要处，起义倒计时进入最后二十四小时。张群却仍沉浸在“以身作保”的自信中。

12月9日凌晨，卢汉对警卫低声交代：“张主任暂留新公馆，不得外出。”二十分钟后，昆明各要害点同时换上红色袖标部队。清晨，电台广播只说八个字：“云南军政宣布起义。”整个城防阵地响起礼炮，象征性地向西关方向放了几响空弹。

消息传到蒋经国耳中，他狠狠摔了茶杯。重庆方面急电询问张群动向，却无人接线。张群这才意识到自己成了“贵客”。秘书试图冲出房门给重庆拍电报，被守卫拦下。秘书怒吼：“这就是回报？”守卫淡淡一句：“新政权，规矩改了。”对话不过十来个字，却像一板铁锤砸在张群心口。

夜色沉沉，卢汉在办公室里踱步抽烟。窗外礼花亮起又熄灭，屋内烟雾呛人。要不要放人？这是一道难题。张群关系重大；留下，既能震慑蒋介石，又可作筹码；可情分难舍。天亮时烟灰缸里已满，卢汉终于嘟囔一句：“送他走吧。”

次日中午，卢汉给机场司令写下手令，批准C—47运输机起飞。地下党赶来劝阻：“主席，此人对我方价值很大，至少等北京批示。”卢汉摆手：“来不及了。”

11日上午十点，张群被护送到巫家坝机场。机头已转向香港方向，却迟迟未获塔台放行。警卫队长拿不准，用电话向上级询问。中午，卢汉的特使骑摩托奔驰而至，亮出手令。螺旋桨强风掀起尘土，飞机腾空。地面防空部队尚不知情，十四门高射炮同时吐火，却只在机尾留下一串黑烟。张群捂着心口，擦汗：“命大。”

张群抵香港后辗转台湾，继续为蒋介石奔忙。事后，周恩来在中南海同西南局干部谈起此事，语气遗憾：“如果卢汉多等一日，把人留下，就有机会换回张学良。”话音虽轻，却意味深长。

当时的张学良自1936年被幽禁至今，已度过十四个春秋。中共中央从延安时期起就多次呼吁国民党“释放杭州的汉卿”，公开场合写信、斡旋不绝。西安事变虽然解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燃眉之急，但张学良的命运却被陈纳德、宋子文等人牢牢攥在手里。北京方面一直寻找人质，张群是少有的重量级旗子。

云南起义成功，西南全境大势已定。12月底，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入川黔滇，实际战斗时间不足二十天。史料记载，二野指挥机关在进驻昆明时，发现文件柜里仍有城防图纸和张群留下的一枚法国造怀表——算是对这段插曲的唯一“纪念品”。

有人说卢汉妇人之仁；也有人认为他深知“善待俘虏”方能取信旧部，否则易起反弹。真实原因已难追索。但一项数字值得关注：云南起义当日，全省未发生大规模武装抵抗，近二十万滇军基本原建制改编，为随后进军西藏、援越支前提供了丰富兵源。

至于张群，他回台后虽获礼遇，却因屡次对日交往受党内新锐派质疑，被边缘化。1972年，日本正式与北京政府建交，他成了“代罪羔羊”。台北街头常有人对着官邸喊“卖国”，八十三岁的老人自觉无颜见人，终日闭门。一封手书信里，他写道：“想当年若留在昆明，也许另有结局。”这句话无人回复。

对比两人命运，历史似乎在提示：在时代浪潮面前，个人智谋终究有限，立场决定归宿。云南起义的胜利，并非一纸手令能解释，而是形势、民心、战略的共同产物。卢汉一次仓促的人情之举，虽未动摇全局，却让新政权少了一张颇为可用的外交筹码，也让张学良的归来再等了几年。

1954年，西南铁路勘测队从昆明出发，沿着昔日滇军驻地一路北上。旧碉楼上弹痕犹在，兵营却早成学堂、医院。年轻测绘员在日记里写下感慨：“要不是当年卢主席开了城，我们此行不知要打多少仗。”从这句话里，人们读得到和平起义的现实价值，也能体味到历史抉择的重量。

而在北京的某个冬夜，周恩来翻阅情报文件，再次看到张群的名字。他把电报合上，对身边的同志说：“人走了，总比枪走火好。只希望云南的老百姓能少流血，这一条，卢汉做到了。”声音轻，却掷地有声。

时间远去，当年的挣扎与恩怨随风而逝。档案里仍保存着那张手令，纸面微黄，字迹犹新——“即日准予张群乘机离境”。它记录了一个决定，也折射出旧时代末路人物的情义纠缠。胜败成败，俱成历史注脚；而所有的烟云散尽后，留下的只有冷冰冰的公文、空寂的跑道，以及无法逆转的命运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