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北京中南海秋意正浓，怀仁堂前气氛肃穆，几十位神情庄重的女同志站成几排，等待着接见。她们是来参加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当毛主席等领导人走来时，他的目光在十步开外就锁定了一位妇联领导。他脸上露出老友重逢的喜悦，故意拖长了音，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喊道：“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

被称作“阿曾”的，正是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曾宪植。她听出主席在调侃，爽朗一笑，大步上前，一个标准的立正，也用湖南话回道：“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

这番有趣的互动，让现场严肃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不少。然而，就在接见结束，众人准备散去时，毛主席却突然停下脚步，再次看向曾宪植，紧盯着她，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和复杂的情绪，说了一句：“你都变了。”

阿曾这个湘妹子不简单

毛主席一声亲切的“阿曾”，背后是长达十多年的交情和欣赏。两人结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但这份情谊的种子，其实早在湖南就已种下。

曾宪植是湖南湘乡人，这个地名对毛主席而言，意义非凡。他的外婆家就在湘乡，他8岁前都生活在那里，16岁又在湘乡的东高山小学读过书。湘乡，早已被他视为第二个故乡。这份浓浓的乡情，让他对来自湘乡的曾宪植天然地感到亲近。

更何况，曾宪植的家世也非同一般。她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家族的后人。毛主席对曾国藩一直颇为推崇，早在1917年，他就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高度评价曾国藩。到了1942年，他甚至建议延安的高级干部多读曾国藩的书，学习其治兵之道。

有了这层“乡情”和“家世”的滤镜，毛主席对曾宪植自然多了一份好奇和好感。当然，能让主席真正看重，绝不仅仅因为这些。曾宪植本人的经历，堪称传奇。她是曾氏家族里走出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她的革命引路人，正是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曾宪植13岁时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就是徐特立。她品学兼优，才艺出众，不仅是篮球队主力，还能反串武生唱京剧，徐特立夸她“女唱男腔，北戏南移，别开生面”。

在徐特立的影响下，年仅16岁的曾宪植毅然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为我国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与男人们并肩投身北伐战场。后来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她也毫不畏惧，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理想信念不顾一切。

名门之后更是革命女杰

新中国成立后，曾宪植长期在全国妇联担任领导工作。她身上既有名门闺秀的底蕴，更有共产党人的坚定和实事求是。她办事极有主见，从不随波逐流。

大跃进时期，《中国妇女》杂志曾宣传让小学生搞“托儿化”，全部住校。这在当时的农村根本不切实际。曾宪植看到报道后，立刻找来杂志社负责人董边谈话，严肃地指出：“你们这样宣传，农村能做到吗？脱离实际，就是脱离群众，随风跑的作风要不得。”

她做统战工作也是一把好手。当时妇联需要团结各界妇女，其中不少是来自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家属和高级知识分子。节制会负责人刘王立明，因为穿着打扮比较时髦，被一些解放区的女同志在背后非议。

曾宪植知道后，马上批评了这种行为，强调这是不尊重人的表现，不能因外表妄加评判。她告诉大家，刘王立明的丈夫是抗日烈士，她本人也为营救地下党员做过很多工作。

还有一位叫管梅蓉的同志，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有基督教信仰。有人因此担心她不适合担任妇联机关托儿所的所长。

曾宪植力排众议，她找管梅蓉谈心，表示尊重其信仰自由，但工作上必须教育孩子热爱祖国和人民。同时，她也在会议上对其他同志说：“不要老想着人家是否可靠，而要赢得人家的信任，珍惜人家的信任。”在她的支持下，管梅蓉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一句你都变了道尽沧桑

正是这样一位有原则、有能力、有情义的“阿曾”，让毛主席始终记挂在心。1953年的那次重逢，距离他们上次见面已经隔了许久。

接见结束后，毛主席略带责备地对曾宪植说：“自从进了城之后，你们都不来看我，我们见面就少喽。”没等曾宪植回应，他便接着说出了那句：“好不容易这一见，我发现阿曾你变了。”

看着曾宪植疑惑的目光，主席笑着解释道：“你变成了老曾喽！”一句玩笑，道尽了岁月的流逝和革命的风霜。曾宪植哈哈大笑，回应说：“主席工作忙，我也不便打扰。”

但毛主席似乎并不接受这个解释，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圆圈，意有所指地感叹：“不对吧，我看是有个鬼吧？有个门禁森严的鬼吧！”这句无奈的调侃，背后是无尽的沧桑。

这种“变”，不仅是年龄的增长，更是无数坎坷经历沉淀在眉宇间的痕迹。曾宪植的个人生活，远非一帆风顺。她与叶剑英元帅在革命年代相爱，却因聚少离多，感情走向终结。1938年，她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生下儿子叶选宁，随后便因革命需要，不得不将幼子送回湖南老家，母子一别就是11年。

风雨飘摇中的坚韧

如果说感情的挫折和母子分离是时代造成的伤痛，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动荡中，曾宪植则迎来了人生的劫难。因为特殊的出身，她最早受到冲击，被隔离审查，与家人一别就是6年。

她被押到用苇席临时搭起的高台上，脖子上挂着写有“罪名”的牌子，接受“公审判决”。台下有人指指点点，有人高喊着“阿曾，阿曾”。她木然地抬头，目光迷惘。身旁不时响起枪声，有人倒下，而她闭上眼睛，静待命运的裁决。

然而，她活了下来。喧嚣过后，她站起身，拂去膝盖上的泥土，默默走下台，拿起工具，又去干活了。她始终没有为任何压力和暴力低头，甚至还拼力保护了一批无辜的干部。

多年后，她的儿子叶选宁在一次探望中，发现了母亲身体的巨变。她手上布满老茧，脸色蜡黄，背也驼了。心疼不已的叶选宁回到北京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接母亲回京治病。主席收到信后，感慨他们母子情深，很快就做了批示，曾宪植才得以住进医院。那时，她的血色素只剩下了5克。

结语

1989年，曾宪植病逝，享年79岁。她的一生，是从显赫的封建大家族中走出的杰出革命女性。她当过邓颖超的秘书，陪同宋庆龄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又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妇女解放事业。

她待人赤诚，不趋炎附势；身处逆境，泰然处之。在她追悼会的挽辞中，有这样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她的一生：“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气贯长虹。”她的故事，她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将永远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