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到无锡落户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接掌中央日常工作，引领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呈现转机之势。张闻天心中暗自期盼，坚信黑暗即将消散，曙光已悄然临近。于是，他积极寻找契机，力求改变在肇庆的流放生活。

1972年3月，张闻天到广州治牙病。广州军区保卫部长到张闻天住所来，向他传达周恩来要他写一个关于林彪与会理会议的材料。张闻天于3月28日写就交出后，在4月2日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同时转达刘英的心愿：“恳请中央对她的问题也能早日作出结论。”

张闻天在信中还诉说了“遣送”肇庆两年半以来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1972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但张闻天内心对自己没有做工作而领工资又深感不安。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如今只领国家工资，无所事事，心中甚是难安，却也无可奈何。”

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令张闻天充满希望。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与警卫人员交谈时，他不禁称赞道：“小平同志思维敏捷，善于深思熟虑，处理事务果断有力，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重返工作岗位，我国的前景将充满希望，周总理也将减轻许多负担。”

十大的召开，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标志着那些在“文革”期间遭受排斥与打压的资深党员同志，重新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这片回暖的氛围中，张闻天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9月20日，他与刘英联名致信毛主席及党中央，再次重申他们多次提出的请求，期盼能够尽快重返京城，恢复组织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先前信件中，张闻天曾言：“即便没有其他工作可派遣，即便只能回到经济研究所或任何其他研究所，作为一名普通研究员，我也心甘情愿。”毛泽东在阅读了9月20日的信件后，作出指示，允许张闻天和刘英在当地参与党的生活与工作。然而，不知何故，这一指示在传达过程中遭遇阻碍，始终未能得到落实。若非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张闻天的组织生活恢复之期，恐怕还要推迟不知多少时日！

依照相关要求，广州军区政治部需向上级中央办公厅提交张闻天相关情况的报告。1974年1月8日，他们提交了一份文件，内容涉及张闻天在与工作人员交谈时对评价秦始皇和批判孔子所持的不同意见。1月19日，周恩来审阅了此报告，并作出批示，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执行：“我回想起主席曾传达过的话，建议让张（含刘英）参与地方党的工作与生活，不知你已通知中组部了吗？”遵照周恩来的批示，张闻天和刘英得以恢复党组织生活，并获准在肇庆市委的领导下进行调查研究，以及阅读下达到县团级别的中央文件。

自1974年2月21日起，张闻天与刘英被纳入市委办公室党小组的监管之下，此前对他们生活的监控总算告一段落。自此，他们的相关事务转由地方管理，包括居住、生活、医疗以及警卫等，均由肇庆军分区承担。

张闻天对久违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机会倍加珍视。在接到通知后的两天，即2月23日，他即刻前往肇庆市委，与市委书记会面。他仔细记录了肇庆市工农业的概况，并带回了市委印刷的《肇庆市通讯》一阅。自3月6日起，张闻天开始对肇庆市内的各工厂进行实地考察。他观察细致入微，提问准确到位。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产品销售，从经营管理到经济效益，再到干部作风与工人生活，他无不详尽调查。即便在写字时手微微颤抖，他仍坚持不懈地记录着。在两次调查过程中，他感到疲惫不堪，胸闷得几乎无法呼吸，意识到这是心绞痛的信号。他含服了硝酸甘油，稍作休息，便又坚持完成了调查。截至4月27日，张闻天已先后参观调查了广东仪表厂、肇庆通用机械厂、工艺厂、标准件厂、农机厂、塑料鞋厂等11家工厂，并访问了肇庆市西区区委。直至此刻，他才得以游览肇庆市内兼具桂林与西湖美景的知名风景区七星岩，以及郊外的鼎湖山庆云寺，并亲眼目睹了闻名遐迩的特产“端砚”的制作全过程。

肇庆市委对张闻天夫妇生活上也有照顾。他们见张闻天家里家具很简陋，坐的是木椅子，就派人送来了一对旧沙发。张闻天不肯要，人家劝他：“您年事已高，木椅硬实，久坐恐感不适。”

张闻天坦然地说：“坐木椅子能练硬骨头嘛！”肇庆虽在南方，但冬天有些日子还是相当冷的。张闻天为了防止感冒，买了一只电炉，市委办公室的同志派来电工为他安装。张闻天要付安装费，办公室的同志说不必。张闻天夫妇第二天特地写了一封信给市委负责同志，表示：电炉安装及日后每月的电费将由我们自行承担，并恳请：“此请求务请予以批准，不胜感激。”张闻天的廉洁自律和公仆之心，深深感动了市委的每一位干部。

张闻天与夫人复归组织生活后，政治及生活条件虽有所好转，然隐居岭南，与世隔绝，终究难以长久。鉴于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他在1974年致信毛主席及党中央，未再提及继续工作的事宜，仅提出两点请求：一是渴望返回北京安度晚年，二是恳请中央提供遍游全国、学习的机会。信中言道：“我已年逾七旬，身体每况愈下，思维与行动均显迟钝，白内障日益加重，阅读文件与书报愈发艰难。因此，在我步履蹒跚或视力尽失之前，我愿一睹我所深爱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新风貌。至于旅途中的所有开销，自可用我夫妇二人之积蓄支付，绝不额外耗费公帑。”在凄凉的晚年境遇中，如此真挚的愿望，令人无不为之动容。然而，上级却始终未予回应。一位曾参与缔造共和国的长者，仅是想要一睹祖国的崭新面貌，如此微小的愿望，却遭无情拒绝，怎不让人痛心疾首！

不过，张闻天并没有灰心，他相信党，还是继续争取。1974年7月下旬，经过反复请求，刘英获准赴北京探亲。在北京，刘英去看望了王震。王震非常关心张闻天。他劝刘英鼓动张闻天再向毛泽东打报告。刘英回肇庆后，经过一番商量和考虑，张闻天于10月18日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简要报告现在的思想情况，说明现在只是“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了”。这封信经王震转呈，于10月底送达正在长沙的毛泽东案前。毛泽东这时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听完来信，让身边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闻天想回北京的希望破灭了。无奈，只得提出拟以自己的家乡上海为养老地点。转眼之间，冬去春来，五个月过去了，不见答复。“四人帮”是不能容忍张闻天在他们的领地内安居的。张闻天曾考虑是否可去西安，写信给外甥马文彬了解西安情况。马文彬等认为西安不很合适，还是选择离上海较近的苏州或无锡为好。张闻天乃于1975年4月28日致函中央组织部，正式提出：若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直至6月9日，才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及其家人告别了他们幽居六载的流放之地——肇庆。翌日，即8月24日，他们从广州启程，乘坐火车前往上海。在旅途中，张闻天的心情显得颇为激荡。当火车驶过金华，踏入杭嘉湖平原时，他屡次起身，伫立窗前，凝视着窗外那如画般的江南风光。的确，自1919年于南京投身五四运动，献身革命事业以来，岁月如梭，转眼间已走过56个春秋。如今，这位已至75岁高龄的老人重返江南故土，可谓是落叶归根，归乡之情油然而生。

8月25日傍晚，车轮驶抵上海，江苏省委组织部与无锡市委的工作人员已在车站热情等候。我们随即乘车前往无锡，夜幕低垂时方才抵达。张闻天一家被安置于太湖饭店的小山2号房间。这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正对太湖美景，一开门，即可目睹那闻名遐迩的鼋头渚。倚栏远望，水天相接，太湖七十二峰在浩渺烟波中若隐若现，令人心旷神怡，忘却尘世烦恼。次日，无锡市委书记韩本初、市长马健等领导亲自前来探望。休憩了数日后，张闻天及其家人游览了梅园、锡山、惠山等地，更从蠡园、渔庄一路至鼋头渚、三山，尽享湖光山色之美。

9月1日，张闻天一家的住所迁至城中的汤巷45号。此处坐落着一座两层的小楼，独门独院，环境颇为幽静。楼上的东房被辟为张闻天的卧室与书房。他仍旧以化名“张普”示人，在对外联络及撰写病历时，则以“45号”作为其代称。

在张闻天入住小山2号招待所期间，无锡市委特地委派了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李鹤强担任其保健医生，负责对其身体状况进行全面的检查。医生不仅进行了心电图检测，还对病情进行了详尽的询问。张闻天迁往汤巷45号的那日，李鹤强便在其卧室中提前备好了氧气瓶及必需的抢救药品。进入九月的中旬，李鹤强对张闻天进行了细致的体检，临床诊断结果显示：张闻天患有全身动脉硬化症、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高血压病、慢性支气管炎（单纯型，轻度）、肥大性脊柱炎以及左上肺陈旧性结核（部分硬结）等多种疾病。

9月初，张闻天的女儿维英、引娣，侄儿昌麟，外甥马文奇、马文彬，都从上海来无锡探望。久别重逢，悲喜交集。长女维英，已经50开外，为维持生计瞒了年龄在上海羽兽毛厂做临时工。维英诉说生活艰难，张闻天听后说：“革命者的子女，理应与人民共度生活。”于是，他让维英留居无锡，协助料理家务。马文奇携来已誊抄完成的《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一文，张闻天阅后甚是欣喜。

初抵无锡，张闻天的情绪颇为舒畅。得益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形势因铁路、煤炭、钢铁及文艺领域的整顿而显著改善。尽管未能返回北京，仅被允许前往无锡，此举固然不公，但相较于先前作为“遣送”人员居住在肇庆军分区大院的日子，如今他至少已成为一名自由的公民。

张闻天对位于太湖之畔的无锡，素来怀有良好的印象。早在1924年的小说《旅途》中，他便以赞颂的笔触描绘了无锡城乡的风土人情。此次迁居于此，当地在生活与医疗方面均给予了周到的关照。分配来担任医护和警卫的工作人员对张闻天格外尽心尽责，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无锡与上海相隔不远，乘坐火车仅需两小时便可抵达，亲友之间的往来因此变得十分便捷。张闻天自幼离家，暮年时得以回到家乡附近，得以在亲友的呵护下获得温暖与慰藉。因此，张闻天抵达无锡不久后便充满激情地宣布：“我愿成为无锡的一员，成为无锡人！”

张闻天把家安好，送走了前来探望的小辈，立即继续他的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9月7日，他就将马文奇誊抄的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文稿校读完毕，作了个别文字的润色。接着，他就着手改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这篇文稿，在肇庆时已经反复修改过几次，初稿于1973年9月20日完成。到无锡后，张闻天依据这两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结合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体会，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作了深入思考，对文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较多的增补。从保留下来的全部手稿可以看出，这次修改补充至少进行了两遍。第一遍除对全文进行润色外，初稿被删去了八九页，增补重写了16页；第二遍又增补了2页。全稿40页，这次修改增补了18页，约占全文一半。在增补稿的首页上记载着完成这一工作的时间：1975年9月16日。

此次新增的18页文稿，堪称张闻天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收官之作。文稿首部《经济决定政治》已全部重写，其中明确地反驳了“文革”期间盛行的“政治决定论”，展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照。文稿后续的四个部分中，补充了诸多重要见解，诸如：“唯有遵循‘经济-政治-经济’的公式，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必须依托经济、扎根于人民大众；“无产阶级政治受经济所制约，同时亦引导经济，为其服务”，在政治层面具体指导经济，成为党当前首要的政治使命；“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和经济建设成果，必然成正比关系”；等等。此次修订和增补，使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这一理论巨著更加完善，更具战斗力。

张闻天在修改他的理论文章时，目光一直注视着现实斗争。现实生活中的风云变幻当然也常常引起他的关注。张闻天到无锡的时候，“四人帮”正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一次谈话，借题发挥，制造一场评《水浒传》的运动，把矛头指向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架空晁盖”的现代投降派。张闻天浏览当时的报刊文章，既不满又不安。1975年10月7日，他在给马文奇的信中写道：“关于《水浒传》的评论，现在很多，我看得很少。从历史眼光，即从唯物史观的眼光，评论《水浒传》的，似乎还不够多。但《水浒传》终究是小说，不是历史。”9月下旬到10月，他读了几部《水浒传》续书，研究的重点放到中国历史特别是宋史上去。他先请保卫人员到无锡市图书馆借了《中国通史简编》和《清代通史》两部书，10月18日又亲自步行到图书馆借书。后来又开列书单，请人去借过几次。借阅的书籍有《宋论》《续资治通鉴》《读通鉴论》等。“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他是要借鉴古代历史经验来洞察复杂变幻的现实斗争。倘若不是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张闻天留给党和人民的精神遗产将会更加丰富。

02、在重病中

步入深秋，江南地区连绵阴雨，气候忽冷忽热，使得体弱多病的张闻天难以适应。1975年11月2日，他外出步行时感到疲劳不堪，加之饮食不均，下午便突然发病。胸前区持续疼痛，四小时未见缓解。当晚，他被紧急送往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患上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生命危在旦夕。此时，刘英不在无锡，她前往北京参加被迫害致死的弟弟刘彬的骨灰安放仪式。相关部门立刻向张闻天发去了病危电报。刘英于11月3日急速返回无锡。同日，南京和上海两地的抢救小组也抵达无锡进行会诊。经过紧急抢救，病情得到缓解。然而，11月8日，他又因感冒引发了急性肺水肿。在脱险后，经过中西医合作治疗20余日，病情终于逐渐好转。

历经这场波折，无锡市的有关部门变得格外审慎。随着严冬的临近，心脏病患者尤其忌讳感冒，因此，张闻天所在的房间被安装了一个木屑炉以供取暖。然而，炉子的烟雾过于刺鼻，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将张闻天和刘英迁至新生路7号的招待所，那里是无锡市为数不多配备暖气设备的住所之一。

自然界虽抵挡住了寒流的侵袭，然而，面对政治寒流的冲击，却难以抵御。自1976年起，灾祸频仍，寒流连绵，张闻天的健康状况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1976年1月9日的拂晓，广播里回荡着阵阵哀乐，张闻天在得知周恩来于1月8日离世的消息后，痛彻心扉，久久默坐，泪水不禁涌出。他向医护人员感慨道：“周总理堪称世间稀有之才。若非周总理，我们这些资深干部恐怕早已不知流落何方。”在那段悲痛的日子里，医护人员为了让他避免受到进一步的刺激，劝他停止观看悼念周总理的电视新闻，但他执意不肯。他无法前往北京与并肩战斗数十年的战友告别，选择留在此地，电视机前，默默地为他们送行。张闻天佩戴上黑纱，与医护人员一同，凝视着屏幕上周恩来总理那消瘦而清癯的面容。然而，当他目睹江青虚伪地装腔作势、拒不脱帽的丑态时，他怒不可遏。就在周恩来逝世后的短短几天里，张闻天连续三次从睡梦中惊醒，醒来时感到胸闷、心跳加速，胸口隐隐作痛。

他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意外保持淡然。在1976年1月19日致外甥马文彬的回信中，他如此表述：“我的病情似乎并未严重到不可收拾，请勿忧虑。然而，我已年届七十五岁，突发的变故并非全然不可能。面对生死，唯有顺应自然法则，过度忧虑与担忧实属徒劳。”

周总理的离世，人们的哀思尚未散去，而“四人帮”却趁机掀起了狂澜，将1975年冬日发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了顶点，锋芒直指邓小平同志。

张闻天对国家未来充满担忧，情绪低落，春节过后更是因病卧床。康复后的一天，他与楼下同住的干部探讨现状，忍不住倾诉胸中郁积。他感叹：“究竟是怎么回事，国内经济政治刚有起色，却又开始动荡不安。一会儿赞誉人才难得，一会儿指责右倾翻案，实在让人费解！在我看来，遵循‘八大’的方针和理念，并无不妥。我们这样的大国，若不提升国民经济，国家将不得安宁，人民也将不得安宁。”他还说：“将那些被边缘化的老同志重新安排工作，这难道也算作‘右倾翻案’吗？”

医护人员为了替张闻天调节情绪，排解愁闷，3月初梅花开放的时候，陪同张闻天夫妇游梅园。4月初，又一起去游太湖。在明媚的湖光山色中，张闻天暂时忘却了忧伤。他站在鼋头渚长春桥畔，欣赏着樱花怒放、桃红柳绿的江南春色，说：“世人皆知日内瓦之美，无锡的自然风光，亦不逊色分毫！”

可是，国内政治风波接连不断，无锡的自然景色再美，总无法排遣他心中的愁绪。清明节前，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3月底在闹市区新街口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和革命先烈。无锡很快响应，在市中心也刷出了大标语。4月初，北京数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在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达到高潮。4月5日凌晨，广场上的花圈遭洗劫，还有群众被逮捕，从而激起广场上广大群众强烈的抗议行动。这种抗议行动被诬指为“反革命事件”而于当晚遭残酷镇压。4月7日晚8时，电台广播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张闻天听后，一夜没有安眠。第二天清晨，突发心房纤维性颤动，持续两个半小时，经救治才趋于正常。

自此以后，他的心绞痛和肺水肿不断发作，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吸氧。4月23日傍晚，又突然发作，气急心悸，十分难受。25日深夜出现过片刻早搏。医生会诊，一致认为张闻天病情反复发作，心功能日益减退，体质衰弱，可能再度发生急性左心衰竭及严重心律失常（心室纤维性颤动），导致心室停搏。为此，讨论并安排了抢救措施。5月22日再次出现险情。凌晨4时许，突然心悸气急，发生“急性左心衰竭”，四小时后又出现心律失常。紧急抢救后稍有缓解。医生发出病危报告：张普的心脏存在随时停跳的严重风险。

张闻天深知自己病势沉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心中不禁浮现出对身后事务的种种考量。

4月的一天，他要夫人刘英坐到他的床前，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张闻天嘱咐刘英：“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这话重复说了几遍。刘英强忍住一眶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没有听到回话，就要刘英拿纸来，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说：“难道你还信不过我？”语犹未了，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过后，刘英即将张闻天的这个“遗愿”变为他们夫妇俩的“合约”，写在纸上，念给张闻天听：“我们夫妇生前约定：死后将存款上交党组织，作为我们最后的党费。张、刘1976年4月。”张闻天听后，终于露出了微笑，放下心来。

即便身患重病，张闻天仍旧心系自己的文稿。一次，上海亲友前来探望，他特意留下了马文奇，嘱托他帮忙抄写自己在无锡增补修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他感慨道：“若能有位精通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将能著述更多。”文革初期，其于经济所期间所撰写的13篇论文合订本不幸被抄，直至1975年9月才得以归还。张闻天携至无锡，仿佛重逢失散的珍宝，一篇篇细致校读，精神稍许好转便继续阅读。每篇文章旁，都留有他用铅笔或圆珠笔精心校改的笔迹，文题右上方标记着写作日期与序号，多篇文章还写着“已校”二字。他曾对马文奇透露，这些文章虽经岁月，仍不失其价值。他并表示：“这些文章今后将由你保管，将来可用你的名义发表。”张闻天对那十几本被抄走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本”亦念念不忘，多次与刘英和马文奇提及，希望能有朝一日失而复得，从而继续撰写更多著作。

关心身边同志的学习与生活，成了张闻天的一种习惯，虽在病中也是如此。有一次医生李鹤强在张闻天身边值班，正赶写临床经验总结。他一边写一边不时观察张闻天的病情。张闻天发现后就说：“看书写材料不要分散精力，有事我会叫你的。”1976年6月下旬，张闻天发现李鹤强几天没有来了，一问才知道李因颈椎病在家做牵引治疗，他就请人带了水果代他去看望。还有一次，护士周铭的哥哥、嫂子从上海来，家里没有什么菜招待，刚巧张闻天的侄儿昌麟带给他一茶缸油爆虾，张闻天只吃了几只，就让刘英悄悄放进周铭的提包里。周铭回到家里才发现这一茶缸油爆虾，一家人都十分感动。周铭护理很细致，张闻天常夸她同家人一样亲。当张闻天得知小周正在争取入党时，很高兴，鼓励她说：“怀揣这个理想，总有一天能够实现。”

五月，张闻天病倒，经抢救治疗，至六月上旬病情有所好转。至六月中期，他竟奇迹般地能勉强起身行走。张闻天常言：“生命源于运动！”实际上，他体内主动脉常受阻塞，但正是因频繁活动，血管得以保持畅通，维持了生命活力。然而，病愈后的张闻天身体极为虚弱，行走不久便需休息。他向医护人员咨询，若行走困难，有何代步工具可用？自无锡以来，工厂和农村尚未来得及参观。医护人员得知香港有一种可折叠的多功能新型轮椅，张闻天听闻后，希望能请工厂定制一辆。医护人员带来了该轮椅的英文产品说明书，张闻天兴致勃勃地阅读研究。他多么渴望身体康复，重返充满活力的群众生活中去！

03、冰冷的葬仪

张闻天终究未能战胜病魔的侵袭。他猝然离世，匆匆离开这人世。他的生命在黎明的曙光到来之前，悄然沉入最深的黑暗。

1976年7月1日，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的纪念日。清晨，他缓缓睁开双眼，轻柔地启动了收音机，耳边即刻回荡起“批邓反右”、“走资派还在走”的喧嚣之声。他勉力听完了新闻节目，抿了几口米汤，未发一言，随后静静地卧床休憩。

午后小憩片刻，醒来之际，恰好听闻黄关祥朗读《参考消息》。

三点半，他安坐在沙发上，饮下一碗中药，随后品尝了几颗酸甜的杨梅，精神状态似乎并未受影响。他细细翻阅着新式轮椅的产品说明书，与刘英闲聊着，心中期待能拥有一辆这样的轮椅。那时，他心中并无任何不祥的预兆。

4点钟，上床休息。片刻后，想上厕所。

张闻天在长征抵达陕北后，曾经历过一次手术，留下了“肛门狭窄”的并发症；加之胃肠功能紊乱，长期饱受“便秘”的困扰。对于患有“冠心病”的个体而言，这两种病症尤为容易引发急剧恶化，从而导致临床上常见的“便盆上死亡”。因此，每一次排便都如同一场关卡。此次，他依照常规方法，接受了甘油灌肠和氧气吸入，但排便量依然不多。休息在床后，他仍觉排便未尽。于是，他又进行了一次灌肠，并在吸氧的状态下尝试排便。一切看似都在正常轨道上。然而，不幸就在那一刹那降临。张闻天在努力屏气排便时，仅来得及说出“心里难过得很……”，话音未落，便突然昏倒在警卫员张敏群怀中。

众人迅速将他搀扶至床榻，却已无法触及他的脉搏，心音亦不复存在，呼吸变得愈发微弱……

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然而终归回天乏术。在下午7时30分，张闻天的心脏跳动彻底停止。

伟人遽然离世。

他原本计划携带修订后的文稿前往无锡，并打算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进行阐述，然而，此事已无法成行。

他渴望在视力尚存之际，遍访各地，目睹社会主义祖国的日新月异，然而，这个美好愿望终究难以成真。

他渴望拥有一辆轮椅，以便承载着他那日益衰老的身躯，继续在人群中穿梭。然而，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愿望，却注定永远无法成真。

……

不幸虽早已预料之中，但其降临之速，实在出乎意料。刘英在无法承受失去亲人的悲痛冲击下，顿时晕厥过去……

江苏省委于当晚紧急向中央发送电报，就丧事安排事宜进行请示。

7月3日，相关部门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方案，提议“遗体在无锡进行火化，并在此地举办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另一位领导同志发表讲话。此外，还附上了一份预先准备的讲话稿，其中提到张闻天“系众人皆知的资深同志。他曾参与南京那场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并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带领下，他参与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为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贡献了宝贵的力量”。然而，如此简约至极的仪式和评价，均未获得上级的认可。

江苏省领导层多次催促，答复却迟迟未至。直至7月8日午后，中央相关部门通过电话向江苏省委下达指示：不举行追悼会，刘英的骨灰将安置于无锡，并由《新华日报》发布一条简讯，表明刘英将由江苏负责安置事宜。在此事发生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提出疑问：若在告别仪式上送花圈，应写上“张闻天”还是“张普”？家属回应道：“既然人已去世，何必再保密？”然而，答复依旧要求继续保密。因此，在7月9日午后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张闻天”的名字被严格禁止提及。刘英献给她风雨同舟数十年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用“献给老张同志”的字样来表达哀思。这样的做法，实属无情且违背常理！

7月10日午后，张闻天同志的遗体进行了火化仪式。其骨灰被安置于一个密闭的木箱中，并妥善锁存于无锡公墓的办公室内。

经过三日的漫长等待，直至7月13日，《新华日报》终于在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形式，低调发布了张闻天同志逝世的消息。该消息由北京方面精心拟定，仅78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饱受心脏病折磨，经多方治疗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不幸逝世。张闻天同志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享年七十六岁。”首都各大报纸对此均保持沉默。

唉！一代英豪，竟如此悄无声息地陨逝！他能否得到安宁？

04、历史的回声

张闻天所遭受的冷漠，并未削减其光辉。张闻天在世时坚信：“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是非曲直、忠良奸佞，这一切，终将由历史来作出公正的评判。”

仅过百日，张闻天同志离世，党和人民便成功击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为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画上了句号。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曾作出的错误结论进行了纠正。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在此，党中央对张闻天同志的革命事业给予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其名誉。林彪、‘四人帮’所强加于张闻天同志的一切诬陷之词，理应予以彻底推翻。”

悼词呼吁大家向张闻天同志学习：学习他忠于真理、真诚改正错误的崇高品质，勇于自我批评、擅长汲取历史经验；学习他作风严谨、胸怀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凸显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定党性；学习他谦逊谨慎、生活简朴、待人亲和、处理事务民主、善于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追求知识、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在追悼会举行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张闻天同志在肇庆撰写、并在无锡精心修订的文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8月27日，又发表了肇庆文稿中的《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让全党共同分享他在“文革”期间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1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胡耀邦同志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会上，张闻天同志的名字与毛泽东同志并列，被纳入为我国革命胜利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名单中，从而为张闻天同志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尊位。

1985年8月30日，正值张闻天同志诞辰85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张闻天选集》。该选集收录了张闻天同志在庐山会议上的精彩发言，以及“政治经济学笔记”和“肇庆文稿”中的诸多佳作。这部选集的问世，实现了张闻天同志生前的夙愿。《张闻天选集》的编辑说明中，对张闻天同志的历史功勋和理论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张闻天同志乃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理论家，曾长期担任党的关键领导职务。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胜利，对毛泽东思想这一党集体智慧的瑰宝的形成与发展，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是的，历史最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的理论创造和革命业绩，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越来越赢得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敬佩。在张闻天90诞辰时，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上海、南京、遵义、佳木斯、无锡等地也以多种形式纪念他。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纪念文章，称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函刘英同志说：“党和人民将永志不忘他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所做出的伟大历史贡献。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学问家的严谨学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风范，以及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