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授衔的57名上将中，陈士榘早年的经历，是他那个时代解放军高级将领的一个缩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井冈山、长征、八年抗战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但是经过多年的枪林弹雨，一步一个台阶，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优秀的将军。

自1949年始，陈士榘的人生轨迹与常人迥异。1952年，他荣膺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的职务，此职一坐便是23载。即便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士榘亦未遭受重创。身为中共高级将领，一个军种的首脑，他这样的经历实属罕见。

01

建国伊始，鉴于朝鲜战事与国内建设的迫切需求，中共中央军委果断决策，成立工程兵部队。1952年，一份精心挑选的工程兵司令员候选人名单，呈现在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案头。

陈人康在当时的选拔过程中，传闻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陈伯钧上将，另一位则是我的父亲，陈士榘上将。军委将这两位人选的资料上报至毛泽东主席处。在审阅了我父亲的相关资料后，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了我父亲的人选。这一决定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祖父曾担任清军工兵管带，我们家有着悠久的工兵传统；其次，在红军长征途中，渡过赤水河时，我父亲受命率领工兵营，在赤水河上成功架设了浮桥，当时他担任的是教导营营长一职。

1935年，四渡赤水战役的烽火燃起，毛泽东曾自豪地言，此役堪称其运动战战略思想的巅峰之作。而架设于赤水河之上的浮桥，则是陈士榘将军首次肩负的工兵重任。

陈人康：我父亲便借助他们的渡船搭建了一座浮桥，成效显著，甚至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正是在此背景下，这位工程兵司令一职非陈士榘莫属。于是，我父亲便从南京远赴北京，着手组建工程兵部队。

主持人毛泽东是否熟悉您父亲？

陈人康：甚是熟悉，毕竟我父亲自始至终都追随在毛泽东同志身边，这始于1927年秋季的秋收起义，那时他便陪同毛泽东同志踏上井冈山的征途。

1927年，陈士榘初次与毛泽东相遇。彼时，陈士榘尚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毛泽东则身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肩负中共中央的重托，前往湖南指挥秋收起义。

陈人康：昔日，我父亲仅闻毛委员之名，未曾亲见其人。毛泽东自敌营逃脱后，前来寻访卢德铭。恰逢我父亲正在值班，此乃他首次与毛泽东谋面。父亲引领毛泽东前往卢德铭处，彼时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长发披肩，颈围围巾，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风貌。此番打扮给父亲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士榘记忆犹新的，还有那紧随其后的“三湾改编”。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过改编的部队以连队为单位设立了党支部，成功实现了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宏伟蓝图。

陈人康：成为党员，我父亲是首批六人之一，毛泽东亲自担任介绍人，主持了入党宣誓仪式，这一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那个时期，党旗并非镰刀斧头的图案，而是“CCP”的字样，象征着苏维埃。对于我父亲他们来说，“CCP”这几个字母如同天书一般难懂。毛泽东亲自为他们讲解“CCP”的含义。这次难忘的入党仪式，几乎为我父亲一生的政治信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陈士榘随毛泽东一同攀登井冈山。四十余年后，当毛泽东在接见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时，他紧握陈士榘的手，感慨地说：“若论山头，我们实则同属一脉，皆井冈山之子也。”

陈人康：身为一名红军战士的父亲，自秋收起义起便追随毛泽东，从最底层起步。在他心中，跟随毛泽东就意味着胜利，意味着温饱，意味着拥有稳固的根据地。一旦毛泽东离开领导岗位，就意味着战败，意味着失去根据地，那时便陷入困境，狼狈不堪。

主持人：毛泽东信任他吗？

陈人康：信任，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可谓一目了然。在那个动荡时期，身为领导核心，我敢断言，哪个军区、哪个省委书记未曾遭受冲击。即便是造反派也曾在我们家中张贴大字报，然而无论如何，我的父亲始终担任工程兵党委第一书记、工程兵司令员，始终坚守岗位，发号施令。

02

“一个坐窝，一个下蛋，配合得相当默契。你们二位功勋卓著，从此，我们中国人在世界的舞台上有了话语权。”

陈人康：起初，两弹工程并未纳入工程兵的职责范围，其主导权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执掌。然而，陈锡联司令员深感炮兵部队在承担两弹基地建设任务时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二机部的李觉副部长也曾上门求助，表达了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担忧，担心无法如期完成任务。他们坦言，由于缺乏相关专业技能和施工部队，加之科研背景下的工程实施与施工确实存在重重困难。面对这一局面，我的父亲建议他们向中央提交报告，请求由工程兵接手两弹工程，全面负责勘察、设计以及后续的施工工作。

1958年四月，遵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令，一支名为“7169”的神秘特殊部队——“特种工程兵部队”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导弹基地的建造。陈士榘同志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这支队伍又接手了我国首个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自那时起，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便在北京总部“隐身”，长达近六载光阴。

陈人康：由于信息的极端机密，以至于家中亲眷亦不知我父亲行踪何在，长年累月，每隔半年便难觅其影，我们仅知晓他已远赴西北之地。

主持人如何知他去了西北？

陈人康：鉴于我们亦曾踏足西北之地，我的父亲曾携母亲以及我的两位妹妹一同居住于酒泉的两弹基地。该基地作为后勤保障的重地，负责向大漠深处输送各类物资与设备。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也曾在此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主持人：作为儿童，你观察到的是怎样的周围环境呢？

陈人康：在酒泉基地的居留期间，父亲回家的次数依然寥寥无几。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酒泉是个显得格外陈旧且贫瘠的地方。记得有一次，跟随母亲上街时，我眼馋地看到咸菜，便心生渴望，但母亲并未为我购买，此事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我们居住的是招待所，仅有一张床铺和一个简陋的洗漱间。当时，出行首选的车辆是华沙牌汽车，父亲便乘坐此类车辆，此外还有苏联产的嘎斯69吉普车。我曾去过嘉峪关，那里是一片黄土高坡，绿树稀疏。总体来说，那段日子过得颇为清贫。

陈人康当时年仅十岁，对父亲为何舍弃繁华的北京，远赴荒凉的沙漠工作尚缺乏理解。数年后，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试爆成功，他当年的困惑方才揭晓。

主持人之后原子弹试验取得成功，你是否曾向他提及此事？

陈人康当然可以向您透露。提及那番往事，他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无论如何，他对能参与这一工程深感自豪。

主持人：他怎么跟你说的？

陈人康：自肩负起两弹工程的重任之后，首要难题便是实验基地的选址问题。偌大的中国疆域，何处才适宜进行原子弹的试验，那时无人能够预知，这亟需通过实地考察来确定。我父亲作为项目的一把手，承担着主要责任。因此，他带领由苏联专家和我国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组成的团队，乘坐飞机，遍历我国的大西北地区，寻觅人烟稀少、地广人稀的理想之地。

依据当时苏联专家的建议，实验基地最初被选定为位于宁夏的一片沙漠地带。然而，作为工兵司令员的陈士榘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陈人康当时，我的父亲深思熟虑着一个关键问题：施工部队一旦进驻，生存成为首要挑战，而水则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依赖外部水源补给显然不切实际，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就地取水的方法。罗布泊彼时尚存水源，正是这一优势促使我们最终决定将其选为核实验基地。

1958年下半年，一支约十万的工程兵队伍相继踏上了前往新疆的征程，他们的目标直指戈壁滩深处的罗布泊。这支队伍的领航者，既是他们的司令员，也是他们的政治委员，陈士榘将军。

陈人康：父亲对那段岁月记忆犹新，提及往事时满怀自豪，提及苏联专家时更是赞不绝口。他透露，自己在勘察时未曾佩戴军衔，引得众多苏联专家好奇询问其军阶。有人告知他们，这位正是我国上将、司令员。苏联专家听闻后无不惊讶：原来贵国的上将司令员竟亲自与我们并肩作战！他们对此深感敬佩。

03

1968年新春伊始，毛泽东于首都体育馆亲切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代表。在目光触及陈士榘之际，他主动迈步向前，将陈士榘紧紧拉至自己身旁。这一温馨的举动，使得身为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内心激动不已。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中，陈士榘的职位依旧稳固，但这场运动对他的个人以及家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依旧不容小觑。

陈人康尽管父亲未曾遭受下放或被打倒的厄运，然而，“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个人、我们家庭，以及他后续的职务任命，或许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陈士榘曾有一段时日，既不敢亦无法返乡，家中正有造反派守候，意图与他展开论战。身为工程兵司令员兼党委书记，陈士榘无疑是实至名归的当权派，自然成为了造反派欲倾力推翻的目标。然而，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他的家中却突发了一件重大事件。

陈人康我的母亲因对江青发表了数语，竟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遭拘捕。那时正值造反派盛行，他们惯于将周围的人诬指为“反革命”，进而对付受害者，导致我父亲承受了巨大的冲击。我母亲在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后来，我父亲为了自保，选择与我母亲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样的选择似乎成了无奈之举。

那一年，正值1966年，陈人康在父亲的安排下，踏上了前往河北怀来的部队进行锻炼的征程。彼时，全国范围内学校停课，革命浪潮席卷，他已无法继续学业。那年，陈人康年仅14岁。

陈人康归家之际，有人告知我：母亲已被捕。那时，我的兄长皆已入伍，远在北京之外，我与妹妹相依为命。我外出服役数月，归来却发现母亲已离我而去，两个妹妹也不知所踪。父亲先是将妹妹们安置于一位海军老战友家中，后终是将她们送至南京，投奔我的叔叔。如此一来，家中只剩我孤身一人，当时的心理冲击无疑巨大。此后，我遂在街头电线杆上张贴了几条标语，恰巧被人发现，遂导致我被捕。

在当时的艰难境遇中，面对那位书写了“反动”标语的儿子，陈士榘毅然决然地亲自将他送至工程兵保卫部门。

“联动”乃“文革”期间的一个红卫兵派别，尽管14岁的陈人康并非该组织成员，却因所撰标语内容与“联动”口号相合，终被公安部带走，囚禁于北京宣武区的看守所。短短数月间，陈家便涌现出两位“反革命分子”。

陈人康：步入屋内，方始惊觉，何止是我被拘禁于此，所谓“联动”的众多成员亦同遭此境，诸如刘少奇之子、董必武之子等，俱在其中。

主持人：后来怎么处理的？

陈人康事后，此事最终聚焦于毛泽东的批示。鉴于我们当时身处囹圄，对具体情况了解有限，唯有模糊的记忆：3月8日，我被迫被送往宣武区的看守所。至4月22日夜晚，大约十点左右，我作为首个被唤醒者，被召唤出所。那所看守所位于一条胡同深处，一条走廊贯穿，走廊两侧分布着多个牢房，我所在的则是最深处。看守逐一呼叫，将“联动”成员的子女召集至看守所内的篮球场，随后，我们被分乘三四辆大型轿车，集体送往人民大会堂。

于人民大会堂之中，陈人康有幸与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杰出人物会面。他清晰记得，周恩来郑重宣告了毛泽东的指示，明确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联动”成员。

陈人康：当我返家时，父亲并未在屋，我来得太过突然，恐怕连他事先也未能预料。恰巧中午时分，父亲下班归来，见到我欣喜不已，便问：“小家伙，你这是去了哪里？”我笑着回答：“我去公安部待了几天。”他赞许地说：“你真不简单啊，连毛主席都知道你了，你如今可是大有作为啊！”提到我的事迹，有关部门曾撰写报告，毛主席亲自批示“大义灭亲，立场坚定”，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你的认可。随后，我与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父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毕竟通过我的事迹，他在毛主席那里再次获得了认可和肯定。

自1971年“九一三”事变发生，陈士榘便置身于中央军委的核心机构——军委办公会议，尽管如此，他依旧坚守着工程兵司令员的岗位，职务和责任未有任何变动。进入1976年，陈士榘遭解职并接受了审查。然而，中共中央最终认定，尽管他存在政治过失，但与林彪、“四人帮”集团并无实质性的组织勾连。1995年，陈士榘临终之际，他的第二任妻子轻声探问：“你一生中最敬爱的人是谁？”陈士榘以微弱的语气回答：“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