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女士，1921年4月出生于我国，曾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职。在“文革”期间，她成为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领军人物，先后担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然而，“文革”结束后，她因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剥夺政治权利4年。2019年8月，聂元梓女士辞世，享年98岁。

（1）谈及保外就医一事，聂元梓在晚年曾如此表述——

1984年12月，我走出了延庆监狱的大门，这次重获自由，全赖保外就医的安排。

聂元梓病晚

在延庆监狱，我不幸遭遇了心脏病突发，紧急情况下，我随即被送至公安医院接受救治。康复之路虽然艰辛，但我仍需不时地向监狱的医生请教。那时，我已经步入了六十三岁的暮年，身体多病缠身。在一次就诊的路上，负责监管我的队长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探讨保外就医的可能性。她询问我是否愿意尝试这条途径，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我的肯定态度。她提议我着手撰写一份保外就医的申请报告，对此我表示完全同意。队长还进一步指示，在我病情恢复之后，便要开始撰写这份报告。

在那日，我递交了一封关于申请保外就医的请示。未曾想到，翌日延庆监狱便迅速批准了我的申请。自此，我便得以步出监狱，重获自由。

如今，我已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北大所提供的宿舍已被校方收回。我的孩子们分散在各地工作。尽管我从延庆监狱获释，却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延庆监狱与北京市劳改局只能将我送往二姐聂元素家中，权作临时的居所。聂元素家的居住环境并不宽敞，然而她所居的南楼附近，尚有一间小巧的屋子。考虑到我正在保外就医，便暂且在那间北楼中安顿下来。

（2）谈及为何向胡耀邦致信，聂元梓在晚年曾作如下表述——

鉴于健康状况急需治疗，我提出了保外就医的申请。然而，出狱之后，面对那笔高昂的医疗费用，我陷入了难以逾越的困境。在狱中，治疗的开销由监狱承担，而如今，作为一个无固定收入的人，我独自承担这些费用确实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现在我有更多机会澄清事实，为恢复个人名誉而奋斗。

故此，在1985年7月，我向胡耀邦总书记发出了一封信件，并依照监狱长之嘱托，热切请求其予以转达。

（3）聂元梓致胡耀邦信

胡耀邦总书记：

我是聂元梓。回望“文革”初期的岁月，我深知自己犯下的错误严重至极，不仅给党的伟大事业造成了损害，也让同仁们承受了莫大的伤害。每当忆及此事，心中便充满了无尽的痛楚。我郑重宣誓，将永不停止自我反省的脚步，并决心彻底改正这些历史错误。

我怀着无比的感激之情，铭记党组织在1984年年末的慷慨决定，准许我出狱以便接受包括心脏病在内的严重疾病治疗，并免除了我再次入狱的可能。这份无与伦比的宽容与深切关怀，我将永存心间，感激不尽！

然而，我已沦落无家可归，寻觅庇护之所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维系生计与支付医疗费用，长期以来，我不得不独立应对，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我的子女收入菲薄，月薪仅六十元，他们还要肩负起抚养子女的重任，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亲朋好友的援助，但这种依赖终究无法长久维持。

今年4月16日，我不幸突发心脏病，医院向我的孩子递交了病危通知。面对经济困境，我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能暂时栖身于楼道。在紧急救治之后，我得以回到家中自行服药。尽管自出狱已过半载，但我的健康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治疗，我依然在这病痛的煎熬中，艰难地度过每一天。

在“文革”伊始，我犯下了重大政治失误，幸免于刑法之惩。自十六岁（1937年）投身革命浪潮，1938年1月光荣加入党组织，自此，我始终坚定地致力于党的伟大事业。即便在“文革”动荡时期，我也较早觉醒，勇敢地站出来对抗林彪、江青等人，因此遭到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打压和迫害。在背负着种种无端的指控下，我经历了上百次的批斗，以及长达八九年的“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我被迫宣布开除党籍，并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入狱。1983年3月16日，我因被指控“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我深信这一判决显失公正。其根基建立在王力伪造的伪证之上，恶意指控我受江青指使，前往上海参与所谓的“造反”行动，涉嫌篡夺权力之阴谋。我急切恳请党中央对本案进行复审，恢复我的党籍和原有职务，并公开宣判我无罪；同时，我也要求为林、江反革命集团对我所施行的迫害进行平反。目前，我诚挚地请求党中央帮助我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难题，涉及医疗、住房等方面。我衷心希望能够获得维持基本生存的条件。

本事项敬请审阅。如需反馈，烦请将回复寄送至北京市月坛南街XX号，XXX收转。

附：

1、《回顾“文革”岁月：我的亲身经历与所犯过错》一文

2、简历与家庭背景。

此致

敬礼

聂元梓，1985-7-1。

（4）聂元梓谈假释。

在那个1986年10月20日的午后，正逢下午2时半，延庆监狱的樊股长及管教股的干事亲临月坛南街的居所，与我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对话。

（晚年聂元梓）

樊：事已通知，勿激动。

没问题，你说。

樊：告知你假释。

樊补充说：“关于假释的内涵，你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无需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樊问有何意见？

我表示以下意见：

一、我向延庆监狱以及市劳改局如实汇报了我坚持遵纪守法的原则，并详细说明了我所患的多重疾病。正因如此，我有幸获得了假释的机会，对于这一恩赐，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尽管我已被假释，但对于案件的处理，我却持有不同的见解。在案件被定性为“反革命”这一核心问题上，江青所暗示的具体内容，我始终不得其详。在预审阶段，这一问题并未被提及；而在法院审判过程中，也未对此进行公开。监狱和劳改局曾要求我提交一份报告，以探询此事，然而时至今日，我仍未收到任何答复。

三、我想了解我的官方单位归属情况。现居姐姐处，即便已退休，仍需明确一个官方单位归属。关于我的健康管理、医疗费用及生病住院的安排，应该如何处理？如遇问题，应向哪里寻求帮助？注意到我使用双拐前来会面。我急需解决公费医疗住院问题，并希望我的住宿和生活问题也能得到妥善解决。

樊回应道：“您的意见我们将及时转达给相关部门处理，但遗憾的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可能难以独立解决这一问题。”

我表示可以。

(晚年聂元梓)

（五）对于北京大学未予安置之事，聂元梓在晚年时期这样描述——

刑满释放后，为了保障生计，我接连向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提交了申请，诚恳地请求他们帮助我解决与生活基础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包括户籍登记、住宿安排、就业机会以及公费医疗等。

您的来函已悉。遗憾的是，就您在信中提及的入户、居住、就业及公费医疗等相关事宜，目前我们尚无法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作为执行机构，我们已对您在假释前需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

回顾至1985年9月，北京市举办了一场专门的会议，旨在解决刑满释放及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问题，并据此发布了相关文件。文件中明确规定，各系统、各单位须为曾被判刑并接受教养的职工提供妥善的安置方案。此次会议不仅吸引了中央直属单位和各大专院校领导的参与，更凸显了对此议题的重视程度。针对您所提出的问题，建议您直接向北京大学以及您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进行咨询。

秉承劳改局复信的方针指引，我立即与学校取得联系，诚挚地恳请北京大学接纳我，以期解决我目前的生计困境。

起初，我向他们寄去了数封书信，急切地请求他们协助解决我面临的住房、就业以及公费医疗等一系列难题。随着腿疾的逐步好转，为了维持生计，我不得不依赖拐杖，从月坛路的聂元素住所艰难地跋涉至北京大学。我竭力希望见到校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均遭到了婉拒，最终只有办公室的李姓同志接待了我。他承诺会将我的情况转达给学校领导，并答应给予答复。数日之后，他来电告知，学校无力处理我的问题，建议我寻求北京市委的支持。

继而，我向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及市长陈希同写信求助，旨在缓解个人生活的困境，遗憾的是，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复。在无奈之中，为了维持生计，我又向胡耀邦、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寄出了求援信，但同样的，这些努力也并未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6）谈及“下海”的经历，聂元梓在晚年时这样回忆道——

在经济来源日渐紧张的情况下，我不得不寻求自力更生的途径。那是在八十年代末，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经商的热潮，连街头巷尾的老人们都在热议如何盈利、如何经营生意。一方面，是被不甘于平庸生活的欲望所驱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谋求生计，我亦加入了这股投身商海的洪流之中。

（晚年聂元梓）

笑语轻扬之际，初入商界，我对交易之道毫无头绪。然而，幸得口才尚可，得知你处存货钢材，彼处囤积原油，你急需彩电，而他掌握着批文，我便尝试在这两端之间搭建桥梁。由于资金有限，我只能从事沟通信息、互通有无的工作，从中赚取一份汗水换来的报酬。

初涉商界，我的运势与从政时期颇有共鸣，起步阶段都显得尤为顺利。“文革”初期，谁没有挥洒过激情，留下过标语？然而，我主导的那份标语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一夜之间，我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革命楷模”。在商界，我亦未曾历经波折，每件事情都能水到渠成，事业蒸蒸日上。多少人向往财富，真正掌握财富的又有几个？我，便是这幸运者中的一员。

在山西，一家石油公司得以与我结缘，源于一位在“文革”时期结识的同志的引荐。受其信任，我受命于北京处理石油相关事务。双方的协作过程十分融洽。该公司委派我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赋予我全权代理的职责。他们对我的信任达到了极致，将携带至北京的款项全部存放在我的办公室。我不仅肩负着保管这些资金的使命，还需严格监督其使用情况。每当公司经理莅临北京，需要从我处提取款项时，我都会详细了解其用途，确保其合理性，并提供协助，共同加强资金管理。

历经石油贸易领域的锤炼，我如今已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我果断地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成为了自己的雇主。我的业务范围涵盖进出口贸易、外贸领域，以及纺织品与服装配额、石油及钢铁的交易。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商界，我已构建起广泛的联系网络，并与香港的陈姓企业家保持着稳固的商务合作关系。

（7）“人们亲切地称她为‘雷锋老太太’”，聂元梓在晚年如此说道。

我在商海中拼搏不懈，不仅摆脱了生计的困扰，更逐渐积累了财富。然而，这些得来不易的财富，却不幸接连被他人诈骗，落入别有用心之人之手。

最初，便是着手购置房产。那段无家可归的岁月，其酸楚滋味至今仍历历在目。每当经济条件稍许宽裕，我心中最迫切的愿望便是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温馨家园。那是在1988年至1989年间的北京，想要购房的人群尚属少数。

尽管当时我暂住在一家兼具办公室与带有厨房的卧室的饭店中，但这毕竟不是我的家。心中萌生了购置房产的念头，我便委托他人协助寻找。恰巧，一位姓刘的先生主动与我取得联系，并向我推荐了他位于西便门附近的一处院落。我以五万元的价格购得该院落，却未曾料到，这五万元竟成了我被骗的代价。刘某并非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在我被骗后，便消失了踪影。后来得知，这位姓刘的先生也因病离世，那五万元也就此付诸流水。

与此同时，我分别购入了两辆车辆，一辆丰田，另一辆则是北京吉普。谁料想，新购置不久的丰田便不幸遭遇了被盗的劫难。自此，我对那辆北京吉普也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便匆匆将其出手。那时的我之所以如此奢侈挥霍，全因生意红火，误以为财富如同探囊取物般易得，因而对这笔资金并未投入足够的关注。

枝繁叶茂，自然风大。身处餐厅管理室，我日复一日地应对国内外的事务，工作繁重。传真堆叠如山，这也吸引了诸多人的觊觎目光，纷纷试图接近我。他们找着各式各样的理由，试图提供帮助，向我借钱，金额从区区十元、二十元到数千元不等。有人会说：“阿姨，我今天的餐费还没着落，能否先借我十元？”另一些人则会说：“阿姨，我有一笔交易即将达成，但暂时资金周转困难，能否先借我几千元？三五天之内我定当奉还。”

然而，那些意图占我便宜的 individuals，竞相以“土八路”的称呼戏谑于我，仿佛我易于受骗；他们亦以“雷锋老太太”之号称之。我当年的最大失策，莫过于对人情过于珍视，对某些人过于宽厚。无论何人有所求，我皆竭尽全力伸出援手，却未曾牢记“商道即商道”的定律，结果屡遭欺诈之苦。

更为令人愤慨的是，此类事件屡见不鲜。彼时，我的事业正值鼎盛，客户纷至沓来，寻求合作者络绎不绝。即便是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也频繁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起初我以为他们只是闲逛，未曾料到他们竟在暗中窃听我与客户的洽谈，意图从中作梗，窃取利益。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人甚至企图抢夺我的皮包，虽未成功，但其险恶图谋，仍让我心有余悸。金钱的诱惑力竟如此之大，甚至让我曾经信任的秘书也心生贪念。这一切令我深感失望。

失误接连发生，我的生意因而日渐衰落。债款未还，恰逢我又不幸摔伤双手，不幸之事似乎一股脑儿涌来。姐夫不幸离世，二姐聂元素身体虚弱，急需我的细心照料。无奈之下，我辞去了饭店的工作，带着一叠欠款单，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家中。

蒯大富访聂元梓晚年。

（8）置身于再次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聂元梓在晚年岁月里曾如此感慨——

照顾生病的姐姐，引发争执。

首先，住房问题亟待解决。鉴于需更细致地照料聂元素，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商场的工作，重返她的住所共同生活。但她的女儿却担忧房产最终会登记在我的名下，因而想方设法试图将我排除在外。

其次，涉及金钱的纷争。聂元素曾将数千元人民币委托我代为保管，并坚决不允许他人插手。这其中显然蕴含着她的深意。然而，她的女儿却试图索回这笔款项。由此，围绕此事，他们对我提起了诉讼。这使我第二次成为了被告。

在法庭上，我选择缄默不语，最终承受了不利的裁决。为这些琐碎的家务事而对簿公堂，实在让人感到难堪，又能有何话可说呢？告别聂元素家后，我再度成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起初，我未能觅得一个安定的居所，便加入了西直门宾馆内一家初创型企业，为其提供支持。这家公司正处于初创阶段，运营状况并不理想，收入也相当有限。在我任职期间，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安排住宿，并与同事们共同在办公室中办公，尽管如此，我却并未获得任何薪资。那段日子，生活颇为不易，甚至连日常的饮食都变成了新的难题。

（晚年聂元梓）

首先，务必确保当前在手的生意顺利达成，这样便能奠定安度晚年的经济基石。其次，着手撰写我的回忆录，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那些因我而受影响的众人，提供一个公正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