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唐帝国攻守转换，西域归义军三年复十州，南方安南三百年终失守

大唐疆域鼎盛时期，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后，设立西州，17年后苏定方又收复龟兹、迁安西都护府到西域腹地，打造出帝国西北最坚固的陆权基石。就像我给学生讲课用的粉笔槽，每根粉笔都要养护得齐齐整整，大唐的西北边防之重，端的是“连着中原粮仓的命脉”。壁画里的归义军列阵齐整，敦煌莫高窟156窟中，二百余骑兵列队的仪式感，和部门例会排队报数简直有一拼。“你瞧归义军的排阵，哪像沙州那些地方豪强能比的？”历史老师常碎嘴，“就这壁画细节，我能叨叨三节课！”也正是这种“官府+本土”的双保险，让大唐西域屹立百年，哪怕安史乱起，吐蕃南下，归义军仍能在三年内收复十一州，这顽强，别提那茶水间里改需求的同事都羡慕。

同一时期南方，唐朝在公元679年推行安南都护府，志在用“陆权老路”强管以港口贸易为生的安南。教研会上聊到安南豪强曲承裕赶走汉族官员当靖海军节度使，学生总笑，“老师，为什么南边那么难管？”我翻开那会儿的赋税单——中原要土地税，安南却只吃港口税，这就像摆青菜盒里的西兰花成小火车，孩子嫌弃地看我，“妈你怎么做啥都这套？”唐朝流官跑到安南，强推郡县制，弄得地方豪强一肚子火，“大唐的规矩不适合我们！”气候还湿热，士兵死亡率高达四五成，粮草、药品、运费加起来，比收的税还多，怎一个“亏本”了得。到了后期，越南将军吴权彻底独立，南方的安南短短三百年，就成了“攥不住的沙”。

陆权与海权的背后规则，其实早在这些细节里摊开了。陆权帝国像蒙古、汉唐，一切以土地为王，郡县制、金字塔官僚体系、耕地与税收，全靠一条连通的陆路输血。这点我在批改作业时最有发言权——只要学生活跃，作文本就收得快、改起来心气都顺。可一换成海权帝国，比如大英、荷兰，财富全靠港口、商品流转，割据分权是家常便饭，“只要港口被我卡住，货越走越多”，就像放学后孩子们非要买的爆米花摊，一小撮就能赚得钵满盆满。再说税收，陆权靠从农民手里榨存量，海权玩的是贸易增量。这差异，就像部门里一个死抠纸张的财务，和另一个靠新业务提成的市场，“模式一变，收益天地悬隔”，我午休躺办公桌上的便利贴就能琢磨半天。

说回明清，乾隆年间越南主动请求归附，大清却连想都不想便拒绝。历史组长一边批课件一边犹豫，“如果你是乾隆，收不收越南？”眼前便浮现当年广州十三行的外国船队，甲午战争时清朝抱着北洋水师梦守陆地，却对沿海贸易管控生疏，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海权国家击溃。这里的痛点，和我给学生讲作文立意时一样——你用错了方法，无论多努力，终归事倍功半。海权模式下的越南“港口+贸易+分权”，和陆权习惯的“连续控制+耕地纳税”本就不是一回事。

南宋时期短暂尝试过“被动海权”，北地失陷后，泉州港成了东方第一大港。市舶司掌管的南海贸易甚至贡献中央财政20%，几十吨白银进账，泉州港里停满外商的三桅大船，广州市舶司的番坊住着成百上千外商。那会儿水师三万，装备霹雳炮，陈家岛海战用火攻烧毁金军船队，完全颠覆了孩子作文里“南宋就是个软柿子”的旧印象。可惜这一切终归只是昙花一现，蒙古骑兵的大纵深一冲，中原失地，南宋的繁华随崖山沉海，陆权老路再被拾起。

细品古今，西域、安南、东南亚的抉择，归根结底是权力运作规则的“对症下药”：陆权帝国要的是可控的耕地和扎实的陆上通道，绿洲农耕、连绵通路才是首选；海权更看重流通的港口与分布式归附。就像选学生的期末作文，适合“议论文结构”的大纲，再多华丽辞藻都不顶用；没选对路子，累死也写不出高分。乾隆不要越南，不是不稀罕领土，而是明白加进来只会添乱，“要用海权方式统治，既难养活又不赚钱。”相比之下，稳住西域、锁死河西走廊，是中原安全和利益的刚需。

数据层面再延展一句，明清海禁之下，沿海贸易仅能占全国财政极小比例，远无法与内地农耕税相比；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利，清朝“守陆权失海权”的代价显现无遗。历史不是固执，而是规则选择——像南宋海权的繁荣退潮，归义军陆权的坚守千年，皆是对“权力边界”的清醒判断。由此可见，古代中国选择死守西域而弃东南亚，既非打不过，也非不曾想扩疆，真正的支点在于“匹配自己的权力逻辑”：陆权选陆权，海权选海权，思路错了，再强也撑不了江山。